Monday, November 16, 2009

柏林围墙20周年系列6·完:街角咖啡馆 联系网·聚脚地

2009/11/12 11:58:12 AM
●报道:三三 摄影:谢洁然

一个宜于居住的城市,除了有价格合理的房屋,怡人的环境,供孩子成长的空间等等元素,同样重要的还有可以让人流连徜徉的街角咖啡馆。

这些咖啡馆并不为了慕名而来的观光客坐在这里欣赏旅游景点而设,也不是什么跨国名牌连锁店,让你端着外带咖啡杯边走路边幻想自己是专业小资白领,或者拿着手提电脑待在里面上网一整天,便以为自己是Bobos新贵。

这些跻身在社区某个方便的街角的咖啡馆,就像是你家客厅的延伸,是供你闲来阅读看报,跟邻居或友人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发白日梦的地方。

来的人也不限于什么族群,唯一的共通点是彼此都在同一个社区里居住或活动,就算互相不会建立什么亲密的关系,却有着一份熟悉和亲切自在的感觉。这里有便宜美味的咖啡,不会把咖啡当成什么时尚的东西,既不特别贵也不必像鉴赏什么似的煞有介事,让人可以每天都来。更重要的是,身在不同社区内的它们各有各的面貌,让你不会以为自己去了别的地方,或者反过来无论去了哪里都以为自己身在同一个地方。安全感并不是由单调重复的装满和食物而来,而是每天你去了并跟它逐步建立起来的关系。

当巴黎人因为观光客太多,物价上涨而上不起咖啡馆;当中国内地各个大城市只有同一格式味道的美国连营品牌,我们却在柏林遇到最令人眷恋的neighborhood café。在那里,一杯外卖咖啡可以卖1欧元(约5令吉),味道并不逊色,你还可以选择有机的。这些分布在不同社区的咖啡馆,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面貌,向成功方程式重复抄袭从来不是柏林人的那杯茶。当中有让中产年轻父母带着孩子上去的咖啡馆,孩子爬在沙发椅上滚来滚去,跟家中的客厅无异;亦有咖啡馆在四处捡来旧家具,让个性随意的单身族群消磨美好的时光。在满布宁静民居的前东德地带,四处都是还没有被粉饰得缤纷的旧楼房,偏偏楼下便有一家洋溢着junk style的咖啡馆,居于楼上的孩子们在外边吃薄饼,内里的人则享受着由艺术家店主亲手布置髹漆的有趣空间,说不出的诱人气氛只可以在张叔平跟王家卫合作的电影里看见,但它卖的也不过是本地人最普遍的饮品:1.5欧元一杯的Macciato鲜奶咖啡。

集体经营Collective Café

也有的咖啡馆以别树一帜的经营手法建立个性,所有东西都卖1.5欧元(约7令吉50仙)。在东柏林地区Prezlauer Berg,我们还遇上了一家集体经营的Collective café:Morgenrot日出咖啡馆。

日出咖啡馆的收费是这样的:全日供应的自助早餐由4至8欧元(约20至40令吉)不等,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而不是吃了多少分量,去决定自己想付出的价钱。但咖啡馆也会告诉你,“一份自助早餐的平均成本大约是6欧元(约30令吉),但我们希望早餐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而不是奢侈品,所以那些可以多付一点的人不妨多付一些,无能力的人也可以少付一些。”

在这里,没有人是老板,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作选择,但同时又要学懂尊重和相处之道,任何决定都要得到集体的共识(例如是否接受记者的访问)。Collective café的精神是一切自然自发,脱离了大机构大企业的建制,不会把自己当作一颗小螺丝,笑与不笑亦要按员工守则规定,或者服从“利用友善微笑招徕更多生意”的的命令。

“柏林墙倒下后,很多squatters(擅自占用空屋者)将一些闲置的地方变成house project,像是公社一群,大家住在一起。咖啡馆的铺位也是从house project而来。”

“Collective café的方向是建立一个条件较好的工作地方,人可自行决定做什么工作——大部分人在公司工作,都不可以决定自己做什么,也有很heirarchy(阶级制度)。这家咖啡馆完全没有阶级,我们自己决定一切,在厨房,在酒吧,做什么工程,做多少时间大家都共同分担。营业时间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可以随时改动。如果我们觉得太长或太短,可以通过商议去改变规则。有哪一天我不想工作,也可以回家去。”

不同背景·各有关注

“当你在其他咖啡馆工作,便要对所有人都友善,笑脸迎人,因为想赚多一些钱,但在这里我不用勉强自己,可以更诚实。虽然我们不会无端不友善,但也不必为了服务而服务,要那些的话你可以去麦当劳。”

留着长发,来自德国东部大学城镇Marbury的Alienne,是日出咖啡馆年资最长的成员,今年只有36岁,已加入了4、5年时间。至于其他10位核心成员(在这里工作的人可以选择只工作,不参与任何讨论,主要作决定的是核心成员),年纪大约在20至30多岁之间,绝大部分都来自不同地方,除了德国其他城镇,也有的来自其他国家,以色列、希腊、西班牙、瑞典、荷兰、罗马尼亚和波兰等等都有。他们都有不同的背景,有人念教育,有人当过社工,有人从事电影工作;以及各自各关心的政治议题、性别、无政府主义、同志文化等。

“这里就像一个网络,将我们联系一起。大家来自不同背景,各有关注,但彼此都希望有一个地方去支持这些活动,变成一个聚脚地,我们每周营业6天,休息的一天便用于讨论,有时关于咖啡馆的实际运作,有时会讨论政治议题。在晚上有时候会有人来此举行讲座,或者进行一些文化活动(地库便经常有庞克音乐会),这里不单单是一家咖啡馆。”

现在进行式

来到日出,各人都为了过另一种生活,为生命寻找另一种可能性。“重点不是咖啡馆,而是集体地工作,不像大机构一样。”曾经在福利机构任社工的Gesine,便为了不想再本末倒置把时间花在文件工作而非直接帮忙有需要人士而离职,试过找其他工作却又因为女同志的外表而处处碰壁,来到日出却俨如天作之合。虽然要从事打扫洗碗等劳动工作,也毫不介意。“德国有很多规矩。当你在一般大公司工作,你要穿得体面,面对老板,还会害怕生病被解雇。而大部分时间你会有一种none of my business的心态,如此你便不是从心出发去工作,很被动,也不会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什么。”他们相信集体工作可以提高积极性,遇上大家有不同意见,便视作学习沟通及尊重别人的机会。

多年来咖啡馆的成员不断进进出出,有人加入有人离开,这亦影响了店子的面貌和经营方式,因为每个决定都是集体的结果,所以不同人来到便产生了新的化学作用。例如在访问进行数星期前,他们才得到共识,将店子的墙壁髹上绿色,一改从前一墙是大红,另一面是大黄的样子。

“其实我们没有实际长远计划,大家一起工作,最好的是可以经常改变,有新的好的意念,都可以改,不墨守成规。所有决定都是集体决定,所以很难说未来一或两年会怎样,因为将来的成员会不同,外在条件也不同,很多事都会改变。”

寻找自己的中心

席间,大家都不约而同觉得,柏林是一个有很多狭缝空间可以让人钻是进去的城市,“虽然你不会富有,但也很容易生活,只要你说我想在这里做一些事,都可以。”面对愈演愈烈的全球一体化,要求年轻人“顺从”的社会意图亦愈发明显,对于这样的局限,柏林不啻是一个可以让他们舒展的空间,“柏林不像一个首都,因为她是没有中心的,这跟历史有关,一方面德国是联邦制,而且柏林长期分裂,没有发展。虽然如此,但我们喜欢。”有人永远不会踏足Potsdamer Platz或者阿历山大广场;有人则刚搬到Kreuzberg和Neukoll去,人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中心。

“当所有事物都太昂贵时,有趣的东西不会出现。直至现在,柏林还可以让人有选择,所以可以吸引人来居住。而且这里一切还是现在进行式,而不是已经很成熟地确立起来了。”“-ing”就是柏林最恰当的形容词,过程中人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参与,便是柏林可以保持生命力的原因?

柏林围墙20周年系列5:柏林异乡人 历经文化冲击

2009/11/11 11:31:12 AM
●报道:三三 摄影:谢洁然

我是柏林人之二:Heimo Iampel & Stefan Küken

“从来没有想像过柏林墙会倒塌,有人以为它会天长地久,但突然之间便塌下了。最初两年这里就像是无政府主义,人人都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我曾有过一点担心,因为那就像一阵大风吹来,来了一场soft revolution(温和的革命),可能引发新的争夺,我真的不愿看见柏林变成像慕尼黑一样的大城市。”

在围墙公园的旧货市场,我们碰上了铭甫正在摆卖的德国朋友:“Heimo Iampel和Stefan Küken是一对同性恋伴侣,且一起经营怀旧家具的生意,但其实两个人都不是本地人,Stefan来自法兰克福,Heino则来自位于法国边境的煤矿工业小镇,二人不约而同在柏林墙倒下前便迁居柏林,并经历了统一前后的转变。

Stefan回忆自己在1984年第一次到访柏林的景况,才16岁的他,一身都是庞克打扮,头发染蓝,还穿上很多耳环。在家乡法兰克福,这身打扮经常令人侧目,但在柏林,第一天便让他遇上同道人:一个打扮比他更夸张的庞克女孩,更欣慰的是,其他人并没有大惊小怪,反而处之泰然,跟法兰克福或南德这些“你用绿色或黄色窗帘粉饰家居都有人议论纷纷”的保守风气截然不同。他大大的吸一口自由的空气,心里憧憬着长大了要到柏林生活的光景。

至于Heino,1986第一次踏足柏林,原来为了一场大卫宝儿的演唱会,其时的他已由家乡辗转搬到慕尼黑,但还是觉得自己无法融入这个商业化大城市,两年后决定迁居柏林,想不到才搬来一周,柏林围墙便倒下来了,且让他面对一场巨大的文化冲击。

Heino形容,不断涌入的东德柏林人,人人都身穿灰衣,竟然比柏林的冬天还要灰色;而超市都被急于购物的他们淘空了,特别是像香蕉这些从前都不能在东柏林买到的进口水果。尔后买香蕉便成为他们识别东柏林人的方法,亦成为一个来自不同背景的笑话。但更大的转变正在前面,今天的柏林成为不少本地或外国艺术家及创意人士趋之若鹜的胜地,但在两德分裂以致统一初期,柏林却被大部分德国人视为危险地带,俨如被遗弃的孤岛。

视柏林为避难所

“那时人们都很怕东德,而西柏林像个孤岛,很多人一早离开了,因为害怕15分钟内苏联的军队便开过来,明天一切便没了,整个柏林都会变成东德的范围。”也因为这样,当时的西德政府不惜用金钱资助那些愿意前往柏林居住的人,更提供种种特权,例如让当地的年轻男生不用服兵役,不少为了逃避兵役的人,便视柏林为避难所,特别是身处在同志圈子中的。

20年下来,公寓租金由从前的200欧元(约1012令吉)涨价到1000欧元(约5062令吉),虽然Prenzlauer Berg的8%原居民因此而陆续搬走,但柏林始终没有变成慕尼黑或者法兰克福,当然也不会是斯图加特或者汉堡,柏林还是柏林,变化只在微调的节奏中发生。

Heimo和和Stefan现居位于前西柏林Moabit的百年老公寓,面积120平方米,租金还在1000欧元左右,仍然较诸慕尼黑要便宜3倍。

“对我来说,首都不止是高楼大厦,这跟精神无关。现在的柏林很好,但有些地方更像外国,例如Mitte一带,所有东西都是新的,外来的,不‘柏林’的。它就像是迪士尼,看起来像柏林,但其实不是真正心底里的柏林。”

“3年前有一个新加坡人曾问我,你们是富有的国家,为什么城里会有这么多旧楼?但历史是我们的传统一部分呀!”Stefan更形容,现在人人都喜欢住旧的房子,而摒弃那些在五六十年代才盖起来的新楼房,“因为新房子不安全,有很多罪案发生,邻居互不认识,儿童又没有地方玩。这些情况也在法兰克福或慕尼黑常有发生。从前的人际关系很密切,而现在因为没有社区的关系,即使是老人家死了也没有人知道,这令人很难过。”

够了就好

在公寓楼下,他们还租下一个铺位,出售在德国特别是南德搜寻回来的旧家具。二人利用多年累积下来的眼光和技术,将这些旧家具翻新修复,然后出售,虽没把店子开在市中心一带,但生意还是相当不俗。

“二战后德国被分成四区:美国区、英国区、法国区和苏联区。美国区最自由,就是旧的西柏林,苏联区就是东柏林。很多人在二战后都去了南德国,在战后都搬去慕尼黑、斯图加特、汉堡、法兰克福等城市。所以南德较有钱,可以买更多有质素的家具,50年后,这些家具都被现代人淘汰——他们宁愿买‘宜家’——于是便涌到了旧货市场。

“从前的人买一件家具是打算用一生一世的,但现在是每次搬屋都要把旧的东西抛掉。但因为太便宜,人人都不介意。当我们说喜欢旧东西,其实不仅是怀旧,而是反对过度消费。这样下去人没有未来。为什么人要不断赚更多钱?够了不就是好吗?”

我是柏林人之三:Olaf Kosert

“围墙倒下时,我19岁,是一名愤怒青年,也不想去当兵,所以不快乐。现在的我不再是社会主义者。我只想有选择,有自由意志。”

柏林围墙倒下时,Olaf 19岁,照片中的他忧郁而愤懑。其时他刚进军队,很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但因为墙倒了,原来3年的兵役只半年便完结,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了,于是他当起厨子来,因为可以实现周游列国的梦想。

第一站他去了伦敦,才3个月便收拾行装回来——当厨子工资微薄,工作太辛苦了,他宁愿回来继续学业,尔后更进入公营电台当上记者和节目主持人。

彻底的改变

生于东边,后来搬到西边靠近Kreuzberg的区域Neukolln来,Olaf对于统一,在不同时候有不同的体会。

“开始时我并不喜欢统一,因为我觉得人们想统一只因为向往西方的生活水平,有好吃的糖果和乳酪,开西式车子,都是物质上的。小时候我是社会主义者,长大了也没有立即改变,因为物质不是全部。但很快我明白到,人们改变不止是因为物质,而是言论的自由、思考的自由和旅行的自由,生活里可以有很多选择。我为什么搬到这里?正是为了这里的多元文化。我要一个彻底的改变。”

在Neulolln这一带,你不会碰见像Mitte内那些国际连锁品牌,连酒吧都可以像街坊邻里,区内也有很多人反对外资企业以高价大手购入物业上,破坏原来的社区生态。这公寓9年前入住时的租金是400欧元(约2025令吉),现下只涨到480(约2450令吉)。“这里的水平是蛮便宜的,他们也不能随便加租。这一区并不是那种花俏热闹的地方,从前很穷,但也慢慢开始变得热闹趋时,因为便宜,时装设计师都搬到这里,就像纽约从前的布鲁克林(Brooklyn)。”

被宠坏了

Olaf形容,柏林人原来就不花巧,更不会花心思在打扮上,跑步装是去公园以致上歌剧院的全天候打扮。近年因为更多创意人从其他地方搬来,才有了丁点改变。他每月只会工作3周,生活上的轻松惬意有时候反令来自东德的他感觉自己不够积极。“很多人不太工作,每个月只需1000欧元(约5062令吉)便足够生活。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柏林是德国的娱乐之城,有很多派对、剧场、舞厅,人人都享受生活。在两德时间,柏林又得到很多西德的资助,我想柏林是被宠坏了。”

这个“被宠坏”的背景,可是柏林人十分自我,鲜以微笑待人的原因?“他们只是没有安全感,觉得人家跟我笑,可能想图谋不轨,所以不回报笑容。德国人也经常觉得自己会受到冷待,所以动辄便投诉。我想我们应该明白人家没有针对我们,需要多点放松。

“市政府去年发起了名为be berlin的宣传运动,不但对外宣传柏林,对内则鼓励柏林人对客人友善一些——柏林人有时会被人觉得有点粗鲁,讲话不多,但不算礼貌。现在有广告鼓励柏林人对别人友善,这是好的。我也察觉到自己代表了我的城市,也尝试待人友善一些,这样子生活会好过一点要。”

柏林围墙20周年系列4:经历三度创伤 柏林人惬意过活

2009/11/10 11:49:34 AM
●报道:三三 摄影:谢洁然

今期开始,就让我们从多位居于柏林的人——包括台湾旅人简铭浦、同性恋爱侣Heino Iampel和Stefan Küken,及来自东柏林的Olaf Kosert,去了解柏林人生活现况,之后,再游逛一下柏林当地的咖啡馆文化,说明柏林为什么是most liveable city其中一个最好的示范。

柏林墙倒下20周年后,香港《明报周刊》记者来到了这个曾经象征东西方冷战,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两种思潮对峙而造成隔阂的城市,最深刻的印象反是柏林人对于自由的珍而重之,而柏林的“酷”也恰恰是来自这种既重视自己喜好也尊重别人选择的精神。经历了纳粹、二战以及两德分裂的创伤,柏林人在颓唐中重新建立起来,就是本着这份精神。柏林人并没有大野心,没有打算成为世界的焦点,只想自然而然,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所以整个城市才会弥漫着一份自由豁达的气氛,纵使不能致富,却可随着本性惬意地过活。

我是柏林人之一:多元文化的丰沛生命力

台湾作家 简铭甫

“很少有一个城市,会把地下文化变成主流文化。但是柏林这个地方,标榜的就是另类。讲白一点,庞克音乐、嬉皮文化、公社运动、跳蚤市、涂鸦、同志社群、有机饮食、前卫艺术……等等,百花齐放。是这些图象拼凑起了现代的柏林,而且背景里,装满了多元文化的丰沛生命力,以及不同族群间惊人的包容力。”

——简铭甫《干杯!柏林大街》

我们访问的第一个“柏林人”,乃是刚刚在台湾出版了《干杯!柏林大街》一书的台湾作家简铭甫。铭甫在1996年时第一次前往柏林旅行,其时的他留在巴黎已一年多时间,打算在离开欧洲前作一次长旅行,并将柏林作为最后一站,怎知两个星期下来,竟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就选择柏林。为了弥补,回台北后他储了一点钱,两年后再度前往柏林。“这里包容度很大,不同的族群都可以互相影响,这里的人也不会有太多的成见,你是什么样子,在这里都可以过自己的生活。”

虽然两德统一了,但柏林特别是市内由前东德管治的一带,还像是百废待举似的,可是无边的活力也来自这份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未知。铭甫本身喜欢发掘旧东西的美学,此间除了让他找到不少优质的旧家具,并造就了后来在台北市和香港等地开设旧家具专卖店的机会,城市本身的气息更像是一块巨型的磁铁,吸引着他:“柏林在1980年代之后好像没有改变过,尤其是东柏林,有一点破落的感觉——我虽然喜欢外表看起来有点破落,但内里却很有叛逆精神的地方。”

他们只要做自己

铭甫初来时落脚的地方,便是前东柏林地区Prenzlauer Berg的Kastanienallee大道。大道上当时还有不少公社族群,虽然他没有成为其中一员,但住在隔壁也十分了解这个住在一起并一起分担责任的族群的理想和追求。现在的他慢慢又开始喜欢上南面Kreuzgerg的原汁原味多元文化,区内虽然集中了土耳其及东欧移民,亦较脏乱,却弥漫着自由的气息。其实柏林市中心内多个区域,在铭甫眼中都各有不同的精神面貌。

“每一区都有很多小商店。他们都想跟别人不一样,柏林人本身也很酷,但这种酷不是指穿着打扮,他们觉得破破烂烂带条狗也可以很酷,不在乎别人怎样看他,也不太想影响他人,只要做自己,这种人是典型的柏林人。”

天生爱自由,因而也懂得尊重人家的自由自主。柏林人不单对于外来人口抱包容态度,对歧视问题更是敏感,跟德国其他城市有着不同的民族性。

“对批评外来种族,他们很小心,恐防会被人扣上纳粹的帽子。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在莱比锡歌剧院工作的朋友,他认识一个来自东非的声乐家,并将他介绍给歌剧院的经理,对方就问他,来多久了?旋即又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去。非洲人还没有会意过来时,我的朋友脸色就变了,因为这很明显是要赶你回去的意思。”

自由与散漫

这份高举自由的精神,令柏林无论在城市外观和管理上都跟德国尤其是南部明显地南辕北辙。市内处处都是涂鸦,带点散漫不羁,出的乱子有时甚至成为别的城市的笑话。我们到访期间,便“适逢”当地行走市区与市郊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S-Bahn停驶,原因是管理公司长期没有检查列车的轮子,一经检查,不得了,绝大部分都有裂缝,迫得要停驶进厂修理,这种事情发生在凡事严谨的德国是匪夷所思的,而偏偏就发生在柏林。

“大家都把柏林这些事当笑话,但在柏林来说却是很正常的。”当政府从慕尼黑运来几卡列车作权宜之计,大家却都惊讶地发现外来车子身上竟然完全没有涂鸦,好干净啊!是的,柏林的铁道列车鲜有不被涂得乱七八糟的,地铁公司甚至迫着要把车厢的玻璃贴上印有勃兰登堡门图案的标志,以免经常因被涂鸦而要更换玻璃。

“但我就是喜欢有一点乱,有一点脏,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太刻意去消毒便太不真实。电影《Matrix》里不是有一个地下社会吗?我觉得它就是柏林。这边还有很多人一大早便拿着啤酒瓶坐在街上或车里,可能观光客会有不安全的感觉,但住在这里的人不会。这些年轻人可能只是刚刚去完派对,或者正准备去一个派对。柏林人不会说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只要你敢做,不会有人真的干涉你。”

不为观光客而设的城市

因为每年待在柏林的时间愈来愈多,平均为5至6个月,于是铭甫在朋友的介绍下,租下了一间小公寓。柏林的房子大都属两个房间,像他的开放式小单位不算多,但租金却很相宜,30平方米的空间每月租金连杂费只需350欧元,比巴黎起码要便宜两倍,甚受学生欢迎。而每次回柏林,他的主要活动便是到各大大小小的旧货市场去寻宝,位于东柏林围墙公园一带的两个市集,是他最喜欢蹓跶的地方,他更喜欢跟朋友开车到城市周边的不同地方去找旧货。

在战后,不少德国人都热衷购买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的家具,在今日看来便成了充满怀旧色彩的精品;而两德统一后,更多人将从前的社会主义物资拿到市场去出售。铭甫家中的大小家具,全部都是这样搜寻而来的成果。

“柏林还有一个好处是鲜为人知的,就是她保留了很多自然景观。因为从前有围墙,它周围1公里都没有房子。那天我们开车到北边的地方,突然像到了乡下,完全没有城郊的感觉。”即使不必走到外围,要亲近自然也是轻易的事,由铭甫的家便可以一路沿河岸走到国会大厦的中心地带,沿途但见不少人都悠闲地在河岸徜徉,有一次铭甫更在总理办公室大楼外临水的地方,看见一对男女开了香槟野餐,还带上自家酒杯,好不优闲。对于每周工作平均只38小时的柏林人来说,什么都有可能。

“在欧洲,我最喜欢的地方还是柏林,有些地方则愈来愈不喜欢,下降得最厉害是巴黎,愈来愈不耐烦她的一成不变,俨如一个老的美术馆,人的心态也没有改变,很奇怪。去一些咖啡馆,让你的启发亦愈来愈少,还在摆放一些五六年前的东西,音乐也不太好,好像只为了观光客而设;观光客太多会把物价抬高,连巴黎人都负担不起上咖啡馆,真的很可怜。”

柏林围墙20周年系列3:地价相宜善用空间 永续发展柏林

2009/11/09 12:04:01 PM
●报道:三三 摄影:谢洁然 历史图片:Magnum

生活空间是都市化恒常存在的问题,挤迫的环境令世界上绝大部分大城市的租金都上升至令人咋舌的水平。两德统一——20年后,柏林却仍然是一众欧洲主要都市中房地产价格最相宜的城市,原因跟统一初期人人都满怀乐观情绪并相信房地产市场大有可为,因而过度开发建设,再结合高失业率(高达15%),购买力下降有密切关系。

6.Reasonable And Rational Housing房屋设计

在1994至2004十年间,柏林的房产价格下跌三成之多。虽然近五年外国投资者纷纷表达对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兴趣,但希望的攀升却没有跟市场价格成正比,比较巴黎或伦敦,柏林仍然便宜两至三倍(去年11月一项调查显示,在德国118个城市里,柏林的每月平均租金,不但比排榜首的慕尼黑便宜一半,连一些较小城市的价格亦比她要高),而柏林人对于购买房产的意欲向来亦偏低,只有13%的人拥有自己的物业。

投资市场没有令人暴发,便宜的租金却令市内的小生意,例如咖啡馆或者画廊拥有更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柏林亦在公共房屋的设计上早就树立了典范——去年,联合国将柏林市内六处建于1920年代为平民而设的福利房屋列入受保护世界遗产行列,而主理者正是包豪斯建筑学派的先锋Bruno Taut和Martin Wagner等。这些强调实用性,且以方正线条构成,弥漫着现代主义美学的简洁房屋,内里全部具备独立浴厕及阳台,马蹄状的造型,更将中间空地变成宁静舒适的绿地,对于当时居住在如贫民窟般黑暗又极不卫生的环境的工人阶级而言,生活条件有着极大的提升,即使以今日的水平看来,亦毫不逊色。

7.Sustainability善用空间

鼓吹永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亦是柏林人重要的关注之一,而且有着各种方式。在市内,bio markt十分普遍。在德语里,bio就是organic的意思,bio markt主要出售各式有机食品和蔬菜,价格亦不昂贵。在去年,柏林市里更筑起了欧洲首幢全部以木材建构而成却有防火功能的七层高住宅大厦e3(左上图)。在外表看来,涂抹上白色灰泥的它跟两旁的传统石房子没有两样,和谐地融入社区的景观,但实际上它却用上不会排放二氧化碳的再生树木作为材料,重量较轻,因而在建筑过程中所耗费的能源只是传统石及钢格的四成,无疑提供了更节能的选择。

市政府更订下明确方向,在各方面促进城市的永续发展,其中一项甚具创意的计划,更是鼓励公众短暂地借用市内的闲置空间——政府作为中间人,联系物业拥有者及有意短暂或长期地租用这些闲置空间的公众,让原来死寂的地方得以活化。

8.A Easy Ride单车交通

在柏林行走,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很多,除了地铁U-Bahn和通往市郊的S-Bahn(开放式的地铁系统可说是欧洲城市中最便于使用的一个,不单利用开扬的设计令乘客有安全感,且进出都不设栅闸,完全依靠使用者自动自觉;在周五及假日,地铁更是通宵行驶,方便夜游人士),还有巴士和电车,但不少人更宁愿以单车代步。

市政府订下的单车交通策略在2003年时已树立明确的目标,要在2010年时将单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比例提高至15%,而鼓励人们以单车代步的有效措施,一方面是在交通枢纽设立足够的单车停泊空间,或者让单车登上地铁或电车车厢,让单车扮演接驳的角色,同时又在路面大幅增设有质素的单车径(至2007年时市内道路的单车径长度为80公里,另有70公里的巴士线可以容纳单车行走,混合行人路和单车径的路段则长达100公里),让骑单车的人可以在舒适及安全的环境下行驶,市政府更设立了专责部门处理相关事宜。

9.Space For Kids育婴津贴

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德国政府一直鼓励生育。每个孩子在18岁之前,每月可以领到450欧元的津贴。而打从2007年开始,但凡生下孩子,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在休假照顾孩子期间,可以连续12个月从政府领得原来薪水的67%,充当育婴津贴,最高每月可达1800欧元。政府鼓励休假及生育,成功令出生率回升。在柏林市里,虽然有过半数人仍属单身,但亦处处可以见到一家大小带着孩子的踪影,游乐场数目逾1800个,尤其在愈来愈多中产阶级聚居的前东德地区Prenzlaur Berg,不但餐厅会提供孩子玩乐的空间,吸引父母前来进餐,区内的游乐场亦分布各处,当中不乏饶具创意的例子。专为6对16岁的孩子而设的Kolle 37便是一个充满实验味道的儿童游乐场,场内乃是一个成人免进的空间,在导师的看顾下,让孩子们自行发挥,或跟其他孩子合作,拿起木板、锤子和铁钉,在泥土上搭建起自己想像中的屋子,家长只可以坐在一旁观看。柏林人对于自由发挥个人能力和天赋的重视可见一斑。

10.Creative Hub创意建筑

柏林并没有工业作为经济基石,金融或银行业又集中在慕尼黑、斯图加特或法兰克福等城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除了近年因为旅游业兴旺而带动的服务业,市政府亦着力扶持创意产业的发展,从事创意工业的人口逾16万,而打从2000年以来移居于这里的艺术家更上升了40%,令柏林拥有德国境内最密集的独立艺术家人口(2005年数字,来源:Berlin Senate Department for Economics, Technology and Women’s Issues,下同)。

创意产业的整体总收入超过186亿欧元,而当中不少乃是属于一些年轻及小规模的小企业,又以艺术、出版、设计和广告为主,近年更矢志推动时装设计。在Kreuzberg区内成立不到半年的IMA Design Village(左3图),便是新近出现的创意部落。建筑物前身是一幢建于18世纪的工厂,占地1万平方米,创办人之一的Eyal Burstein将这幢母亲拥有的旧工厂原址,变成了一个结合咖啡座、展览馆及从事各类型创意产业活动的族群的工作室,形成一个设计社区。场内还有25间服务式住宅,供前来作中长期停留或工作的人租用。

真正的liveable city

两德统一并没有令柏林变成一个单调的城市,更没有重蹈那些身负繁华虚名但城中人却生活得举步难艰的“大都会”的覆辙。若要推举一个生活压力最少的城市,柏林肯定榜上有名。这种“无重状态”固然跟历史和社会发展有关,但不能忽视的是柏林人的精神追求。“Ich bin ein Berliner.”——美国前总统约翰甘逎迪(John F.Kennedy)在1963年冷战高峰期间曾经造访这里,并以“我是一个柏林人”为题发表了其中一个著名的演说:

“All free men, wherever they may live, are citizens of Berlin, and, therefore, as a free man, I take pride in the words’ Ich bin ein Berliner!”

说话虽然是冲着东西方冷战带来的低气压而来,然而却也反映了经历过那段不由自主的历史,柏林人对于“自由”有着更深切的体会,既重视自己的权利,也学懂包容他人的选择,即使面对那些世俗间认为“异端”的取向,都不会大惊小怪。

地球上愈来愈多人聚居于都市之内,但汰弱留强的主流意识下,有多少人真正可以享受到liveable的生活条件?柏林人也许不算友善,不会像日本人事无大小鞠躬示敬,或者美国人经常把amazing或者fascinating挂在嘴边以示惊奇。他们甚至有点酷,不习惯以笑容回报别人,但这种酷却是一种不刻意勉强自己讨好别人的酷,保存真我的象征。有了这份开明、信任和有容乃大的精神为支柱,一切优裕的生活条件便有根有据,正常动作,才会成就出一个真正的liveable city。

柏林围墙20周年系列2:20年后的生活指标 绿化柏林

2009/11/07 12:58:51 PM
●报道:三三 摄影:谢洁然

走过了历史、推倒了围墙,无论是东西德人民在信仰与生活水平完全不同的情况,在1990年10月3日宣布东西德成为一个德国后,20年过去了,如今的柏林成了一处被推荐生活的好去处!在这里,我们告诉你,在柏林生活的10个理由是什么!

1.Greens, Greens & Greens凉快夏天

柏林的绿意较之巴黎、伦敦以及很多城市都要来得更茂密。无论在哪一区,基本上都有属于自己的公园,俨如人的生存基本条件。而每一条道路,无论大小,亦有树荫遮蔽,到了夏天便好生凉快。

当你绕着回旋铁梯攀上高达62米的胜利女神塔(还记得云·温达斯的电影《柏林苍穹下》吗?天使就是坐在女神的肩膀上俯视众生的快乐与寂寞),除了可以远眺国会透明的穹顶以及竖立在阿历山大广场上的社会主义风格建筑,也是市内最高建筑——电视塔(368米)外,更震撼的是眼下一片无边际似的宕延开去的绿色。

这片来自市中心的Tiergarten植物公园的绿,占地共500英亩,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都市公园之一。它是柏林的市肺,也是当地人消闲活动的重地,缓跑散步,带动物流连,连移居到此的土耳其人闲来亦会到此享受天伦,以烧烤为乐。置身密林之中,你很难想像在二战后因为缺乏燃料,公园内的林木曾经被大片大片地砍代,而市政府在很短时间内便重新植林,将这个从19世纪中就已建设而成的绿地恢复原貌。

Tiergarten那让植物和河道自然流经的天然气息,其实也反照了柏林人对于绿地质素的要求。一如城市周遭所见,公园内鲜见刻意营造的花卉园艺,反而让树木花草保留着自然蔓生的气息。即使是标志着现代化都市生活的商业地带Potsdamer Platz,周边一样可以碰见种植了野芦苇的地带,以及俨如郊区的闲置绿地;在总理默克尔夫人的办公厅Bundeskanzleramt附近,也没有工整的点缀式花卉,而是野花闲草在自然成长。无论这种“天然”是刻意或是自然而来,也反照出柏林对于率性保真的重视。

2.A Slow River河岸风光

在历史上,文明从来都是沿河而生。名为Spree的河流总长度为398公里,其中46公里流经柏林市,除了是柏林主要的食水来源,河岸两边更是当地人最喜欢流连的休憩地。市里多个不同地区都可以享受在河岸徜徉的舒适,不少游客更会选择乘船观看河岸两端的风光,但要更深入感受柏林人的生活气息,下图中位于Kreuzberg区内一段由河道分支出来的引水道Paul-Linke-Ufer,无疑是个不错的去处,亦可能是环境最怡人的其中一阙。

两岸尽是柳树成荫,纵使鲜见人在河中游泳,但徜徉在树丛间草地上作日光浴的可不少,河中更不时有独木舟驶过,看岸上的人也在看你。树荫的另一边则散落了咖啡馆和餐厅,却没有因而变得过分繁嚣和商业化,依然维持着宁静的闲适,最让人感受到“慢生活”的乐趣。柏林的自由放任大抵亦可以从河岸两边不会竖起高高的栏可见一斑,此举并不表示不重视安全,然而他们更珍惜的可能是自然从容地亲水的舒适,只有倾向于规管控制的政府才会处处竖起难看的围栏。

3.A Nature Lake To Swim保留绿色

在都市发展的过程中,柏林人经常提醒自己要保留绿色的天然气息,而可以在短时间内离开市中心投入大延期去,也是柏林成为一个宜于居住的城市重要的一环。在柏林市周边的东南及西南方,分别有两个面积偌大的天然湖泊——西南方的Groβer Wannsee和东南方的Groβer Müggalsee,后者面积达1,900英亩,是扬帆等各式活动的最佳场地;前者更是柏林人最热衷的浴场,内里名为Strandbad Wannsee的人工沙滩,乃是欧洲最早出现的内陆沙滩,于1920至30年代已建成,每天吸引4万人次到此享受日光浴,旁边更有著名的天体沙滩。由市中心前往Groβer Wannsee,最直接的方法是乘坐S-Bahn,车程大约20分钟;即使在S-Bahn因为机械故障停驶期间,要转车前往,亦不过约45分钟车程。

4.Openness & Tolerance蕴藏意义

1999年由英国建筑师Norman Foster重新设计的国会大厦(Reichstag),落成后成为每一个到柏林旅行的人都不会错过的景观,顶楼的圆形玻璃穹顶更蕴藏着深远的意义——顶楼部分360度环回的城市景貌固然可观,在这穹顶向下望,亦能清晰地目睹国会议员开会时的情景,而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入内参观。此举意味着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对于开放及透明度的重视,而在国会大楼旁边的总理办公室,虽然因为外形关系而被本地人取笑为“洗衣机”,却同样贯彻了开放式的设计,邻近河边的大楼外墙以玻璃覆盖,四周并不见严密的保安,仿佛每个路过的人都可以亲近。大楼外更将德国宪法的重要条款印在玻璃墙上,与路人分享。至于柏林市政府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市长Klaus Wowereit在2001年参选时更曾说:“I am gay, and it’s good that way.”公开坦白承认自己的同性恋取向而又广为选民接受,让他成为柏林开放及包容的重要icon。

5.“History Is Not In The Past”反思回味

传统和历史是成就一个都市个性十分重要的一环,没有过去,或者将自己的过去一笔勾销的城市怎样繁盛都好,终究缺少了一份深邃的底蕴,让人回味和反思。

要证明柏林以至德国人怎样正视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的积极态度,为纪念受纳粹迫害而牺牲的犹太人,由美籍建筑师Peter Eisenman设计的Holocaust Memorial,以及由Daniel Libeskind主理的犹太博物馆新馆(Judisches Museum),都是例证。前者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Unter den Linden旁边筑起了一大片或高或矮的灰色墓碑(由0至4米高不等,共2711块),象征1933至1945年间被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We can only know the past through its manifestation in the present.”Eisenman对于这座解构式建筑的注脚叫人更明白纪念碑的意义所在。至于父母亲便是集中营幸存者Libeskind,其主理的犹博物馆新馆于2001年落成,是两德统一后首批完成的重要建筑,表面被锌片包覆的建筑呈不规则状,一片幽深只露出顶部一线光的大屠杀纪念塔(Holocaust Tower),更把参观者带入沉思默想的境界,反省这段沉重的历史。除了悼念和反思,馆内更收集了详尽史料,将犹太人与德国的文化历史渊源详尽讲解,连战后对于纳粹罪行的审判都毫不忌讳,让人明白他们拥抱历史——无论是辉煌的或不光彩的部分,并从中汲取的决心。

至于原来全长155公里的柏林墙早被拆去绝大部分,剩下来的1.5公里,意义在于叫人不要遗忘这段历史,它是隔阻的明证,同时也是人追求自由的象征。位于前东德地区Friedrichshain内的东边画廊(East Side Gallery),可说是较完整的一段,打从1989年以来,早就变成全世界最大型的露天画廊,墙上绘满了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一幅,莫过于“Kiss of Death”,作品来自前苏联艺术家Dmitri Vrubel的手笔,画中人正是前东德领导昂纳克及前苏联领导人布尔兹尼夫。

柏林围墙周年系列1:走出穷困与颓毁 柏林万象更新

2009/11/06 1:42:50 PM
●报道:三三 摄影:谢洁然 历史图片:Magnum1961年8月13日,柏林人忘不了这个日子。



长155公里,高3.6米的围墙在一夜间竖起。而在往后的28年时间里,柏林被一分为二,世界也被两种意识形态的差异所隔绝。

1989年11月9日,柏林人更加忘不了这个日子。5天前50万东德人民才在阿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上集结,发出要求政制改革的声音。5天之后,东德领导人却公开宣布,前往西柏林的旅游禁令立时中止,而围墙不知在哪一刻钟起,已被凿开一道缺口。上万东德人驾着他们的Trabant小汽车,浩浩荡荡开往“边境”,一墙之隔后的西柏林人则带着香槟和热切的拥抱迎接他们。

围墙倒下,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穷乡僻壤的俄罗斯裔大提琴家罗斯托波维奇(Rostropovich),还有美籍犹太裔大指挥家伯恩斯坦(Bernstein),在这里演奏出叫人激动的和平之音,为东西方冷战正式划上句号。

曾经被一分为二,然后二合为一,尔后,柏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宜室宜家

在围墙倒下来的20周年前夕,香港《明报周刊》记者前往柏林考察,却看到这个曾经俨如孤岛一样被围墙堵的城市,由穷困和颓毁中慢慢走过来,并渐渐变成一个宜室宜家的liveable city。无疑,柏林并没有立时变成伦敦、纽约或者邻近的巴黎,没有强大的金融地产市场或者无数的奢侈消费品牌去吸引那些“international nomads”来此淘金。

他们若要到德国,更可能选择慕尼黑、斯图加特或者法兰克福这些繁华的大城市,而不是带点穷相的柏林。然而换个角度去看,柏林没有这些“优越”条件,反令她的消费物价保持在平易近人的水平上,这种便宜亦直接地令更多的可能性等待发生。

坦白地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柏林市长Klaus Wowereit曾形容柏林是一个poor sexy的城市,可不是自吹自擂的话:20年来柏林吸引了无数艺术家来此定居;城市虽无工业,可是近年来时装和设计等创意产业相继涌现,且以一份不随波逐流的个性令她有别于其他城市。

就算是普通人,柏林都有令他们觉得惬意的地方:整个城市被怡人的绿色所包围,还有一条蜿蜒娴静的河道流经,为市民带来最佳的天然休憩空间。没有过度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则让人好容易便可以较相宜的租金,寻觅到舒适的房子。

在1990年后再度成为德国首柏林,依旧保留了本身多元中心的特质,跟游客眼光聚焦国会大厦及勃兰登堡门一带大相径庭——由市中心及国会大厦所在的Mitte一带,一路开展至中产阶级聚居处处都是古典味的Charlottenburg和Schoneberg,以及前东德范围所在四处都流露着波普味的Prenzlauer Berg,甚或是土耳其及其他外来移民惯常落脚现下却成为年轻创意一族最爱流连消遣的Friedrichshain和Kreuzberg等等,每一个地区,都拥有自己的社区面貌。而身为小孩子或家长的,当会发现这里非常的人性化,不但政府有各种法例和措施扶助为人父母者,城内更是游乐场上处,成人和小孩都有可以舒展玩乐的空间……

关于柏林

面积:892平方公里

人口:约340万

外来人口:14%

行政区:12个

建筑及公共空间占地率:41.3%

休憩场地占地率:11.4%

树木占地率:18.1%

路边树木数量:424,590株

狗只数量:108,509只

花园:75,276片

游乐场:1,824个

剧场:51间

戏院:285间

博物馆:170间

医院:71间

大学及其他专上学院:30家

每月平均收入:1475欧元

失业率:15.5%

(数字截至2007年12月,

资料来源:Berlin Snate Department)

幸福是,時時發現生活中細微幸福的人。

我們是讓張曼娟陪著長大的一群。1985年,張曼娟以一鳴驚人之姿發表第一本小說《海水正藍》,我們在淚眼迷濛中細細展讀,閤上書本了,心頭還湧動了好久,好久。

那一年張曼娟青春正茂,我們正值多夢的年華,張曼娟用>幽微的筆觸寫愛情,我們用赤誠狂熱的心,憧憬愛情。

《海水正藍》後,《緣起不滅》、《喜歡》、《我的男人是爬蟲類》、《彷彿》、《幸福號列車》、《火宅之貓》……,再到近年的《天一亮,就出發》、《你是我生命的缺口》、《噹!我們同在一起》和系列童書,張曼娟從長髮到短髮,從出世到入世,從濃烈到淡雅,20多年來,張曼娟明顯變了,而我們,當然也都變了,於是,有人今天還在追看張曼娟,有人早就不看了,只是,不管你還看不看張曼娟的作品,你不能否認,張曼娟本身就是一件作品。

再見張曼娟,我們都已經不再年輕,不再癡狂,但是,我們也更懂得幸福。

40不惑是篤定

在電梯口等到張曼娟,168公分的身型,穿起T恤牛仔褲來就是比一般人好看,腳下踩著球鞋,行走瀟灑,看起來也年輕,只有走近了,牽動嘴角微笑打招呼的時候,才依稀看見她的年齡。

時尚雜誌老愛大字標題打出“無齡世代”四個字,不是名流女星大談無齡肌膚養成術,就是美容醫學界發表先進抗老科技完全攻略,閉上眼睛,彷彿就能看見一個被盲流感突襲的世界,人人如癡如醉,共同殷祭一個逆轉年輪的夢想。逆轉年輪呵,美好得很狂妄的一個夢想,然而,張曼娟從不作夢,對於年齡,一直都是坦蕩蕩不迴避,“48歲,接近50歲了。”她微笑說道。

她帶著知性的笑容,說起在加拿大旅行時看到的熟年風景,“老人打扮得乾淨漂亮,穿著質感很好的衣服,戴著珠寶,在高級餐廳用餐。看到他們,我就覺得,哇,原來老年也可以有這樣一種不同的風景。其實老去,也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眼底,天空地靜,素淨無思。

“東方人的社會,特別是華人的社會,老人的很多權利是被剝奪的,比方說老人戀愛的權利,老人享樂的權利,華人老人受到比較大的壓力。”聲音溫柔且篤定。

張曼娟也曾經對“老去”感覺恐懼,“可能看到老人老了,病了,有些身邊沒有老伴,很孤獨,所以我一直覺得,老了是一件很悲慘的事。”後來,她漸漸發現,她恐懼的不是“老”,而是老了後可能會有的淒涼、悲慘,“我人生最大的恐懼,就是失去自主的能力,變成社會上其他人的負擔。這是我害怕的事。

“我現在已經接近50了,我很清楚知道,接近50歲的自己和接近30歲的自己是很不一樣的。年紀大一點的時候,你會越來越篤定,清楚知道人生甚麼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孔子說40而不惑,我覺得不惑的意思,不是說對甚麼事情都沒有疑惑,而是對自己的人生更篤定,知道甚麼東西該追求,甚麼東西別人覺得很重要,但事實上不見得是重要的。我們活到後來,就是有智慧可以分辨兩者之間的不同。人生的快樂就是在於這裡。”

幸福感是不假外求

女人都想擠身無齡世代,追求無齡系肌膚,以為把皺紋擦掉,就能擁有幸福,然而,張曼娟卻看得清楚,“我一直相信,幸福感和外貌沒有絕對的關係。”

“老了並不難看,難看的是,因為隨著年老這件事情而有的狀況,包括疾病,或者是孤獨,或者是憂傷,這一類的事情,讓他看起來不好看。所以,我只是老了,但我是開心的,因為我愛笑,所以我的皺紋更多,可是這並不會讓人覺得不舒服!”她側側頭,綻開一朵燦爛的笑靨,眼角的小細紋,隨著上揚的嘴角顛顛搖搖。

自從2005年創辦“張曼娟小學堂”,帶領小朋友讀經、讀詩、寫作後,她發現自己開始努力讓心靈保持在充滿喜悅、充滿能量的狀態,圍繞在身邊的小孩,就是她心靈狀況的測量計。

“這是幸福的,這樣的幸福是你到了某一個階段,你已經不假外求,我們自己本身就能夠獲得快樂和幸福。”

幸福常常來得很簡單,“有一次,打稿子到半夜,突然覺得很渴,很餓,下到樓下,走幾步就是便利店,推開門,看見一大堆琳琅滿目的飲料和食物,那時候是半夜兩三點,我就覺得,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雖然大部份人都睡了,但這裡是醒著的!”

“以前,你覺得幸福是甚麼?就是別人愛你,別人給你很多的東西,這是不一定的,一個真正有幸福感的人,他是一個時時可以發現生活裡面細微幸福的人。這才是真正的幸福。這個幸福,是你與生俱來的幸福。”

星洲日報/快樂星期天‧報導:張佩莉‧2009.11.08

不完美

最近朋友跟我分享了一個小故事。她自從結婚後便習慣放工回家後為她的家人煮晚餐。一天,她不能像往常一樣悠悠閑閑地回家。都怪她自己大意,竟然將老闆的文件弄失了,她唯有急急忙忙地加班再做一份,然後趕回家煮晚餐。當她到家時,夜幕已經垂下了。孩子們吵嚷,說肚子快要餓扁了。

她背疲憊的身體,草草地煮好一頓晚餐。只見桌上放了一碟蒸魚,還有一盤燒焦的洋蔥炒蛋,孩子們大眼瞪小眼地看這盤洋蔥炒蛋,等誰先開口說話。只見她的丈夫若無其事地向她微笑,大喊一聲開飯,便夾起那燒焦的洋蔥炒蛋往嘴里塞,其間還問孩子們在學校的情形。做妻子的朋友已經不記得他們談話中的內容,只記得她的丈夫津津有味地吃完一碟洋蔥炒蛋。

何必強制別人完美呢?

隔天,妻子為她煮的燒焦炒蛋向丈夫道歉。為夫者竟然對她說:“你經過一天辛苦工作後,還要匆匆忙忙的回家做飯,真是太難為你了。最難得的,你還會為我做最喜歡吃的燒焦洋蔥炒蛋,真是太感謝你了!”朋友聽了這一席話,感動得好久也說不出話。瞧,簡簡單單一句窩心的話,不但可以化解尷尬,還可以為我們的愛人送關懷。如果那丈夫因為這小小的焦蛋而向妻子嘮叨,後果肯定不堪設想。

現在大多數的家庭都是雙薪家庭。女人除了要在職場上打拼,放工回家後還要忙打理家務,有者還要兼職孩子們的補習老師。反觀為夫者,放工回家後都癱在沙發上等人伺候。當妻子因為疲憊而怠慢時,他便大發雷霆,有者還和朋友出外尋歡以示抗議。其實,要維系一段美好的婚姻並不難,只要雙方都學會接受對方的缺點和發掘對方的優點。多欣賞對方的優點,多檢討自己的缺點,就是維持良好關係的靈藥。

人生,充滿不完美,包括不完美的事和不完美的人。既然我們自己都不是完美的人,那又何必強制別人完美呢?既然如此,讓我們一起忘掉這不完美,與我們身邊親愛的人攜手走向美好但不完美的未來。

星洲日報/副刊‧作者:三夾板‧2009.11.05

歷史的另一面

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然而龍應台卻從失敗者,從弱者的立場看歷史、寫歷史以及解讀歷史。她寫出二次大戰和國共內戰歷史的另一面。

讀完這本書,我的感受是,她要顛覆勝利者和當權者的價值觀和歷史觀。她要反映許許多多遭戰亂時代踐踏、污辱和傷害者的心裡感受,道出他們內心的話。

勝利者寫歷史,對他們在開創事業過程的負面影響,帶給百姓小民的痛苦,輕描淡寫或避而不談。龍應台大膽地挖掘另一面的歷史故事。

戰爭,有“勝利者”嗎?

她在書中寫道,1948年3月,在解放軍的圍城下,長春城內餓死了30萬人,這數字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為甚麼長春圍城不像南京大屠殺那樣有無數的學術報告,有學生敬禮,市民默哀,紀念鐘聲年年敲響?南京大屠殺和德軍包圍列寧格勒造成數十萬人餓死事件,世人皆知。長春30萬人活活被餓死,為甚麼長春在外,不像列寧格勒那麼有名,在內,不像南京一樣受到重視?

這只是一個例子。讀完這本書,你可獲知其他歷史書上極少提及的事件和悲劇。另舉一個例子,如在國共內戰時,幾千名中學生在師長的帶領下,如抗日時期的逃難那般,從北方千辛萬苦向南方轉移,一面逃難,一面讀書,很多死亡,最後所剩無幾。

顯然,她寫這本書除了反映她父親那一代人的悲劇,希望今後世界不要再有戰爭,是她的一個主要目的。她問道:戰爭,有“勝利者”嗎?

龍應台的書提供了不少資料,讓人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看歷史和解讀歷史,從而得出較平衡的結論和經驗教訓。

可能你不完全同意她對歷史的解讀,但現在是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時代,應放下單元的主導思想,以開放的心胸,瞭解另一個角度的看法。吸取各方的智慧,進行思考,才會進步,讓世界更美好和諧。

星洲日報/副刊‧作者:鄭昭賢‧2009.11.05

吊古戰場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10月的海峽兩岸多麼的不一樣啊!10月1日的天安門廣場,中共建政60週年,揚威又耀武,輝煌一甲子。對岸,88水災,死傷百人,如國觴。台北好同誌晃哥哥來電郵:“中華民國九十八雙十節,這一天不只是安靜,而是沒有國慶!”身兼“小紅帽和俠女”性格的龍應台(楊澤語)提醒讀者:一將功成萬骨枯,如果只看到“一將”,你會迫不及待仰起頭看《建國大業》,主角是毛主席,大腕的明星如成龍,劉德華,章子怡在電影裡成了“跑龍套”的小咖;那看見“萬骨枯”的,低下頭,夜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每一個小人物都是要角。

龍應台閉關400天寫成,我花了7天讀完,每讀一章,我稍稍站起來,呼陽氣,書裡的“陰氣”太重,仿佛是沉入海底,低到深處,沒有光,我趕緊浮出水面,透透氣,再繼續。深夜發簡訊給友人:燈下讀《大江大海》,四下寂無聲,有無數亡靈藉文字複活。

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杜甫惦念李白,幽魂的存在。李賀詩,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一邊是循著書中路線,從湮滅的戰場,火車站,圍城,集中營,雨林覆蓋的婆羅洲,新幾內亞的拉包爾;另一邊,從養滿一缸短尾紅黑劍魚的書桌,窗外是草色入簾青,在飯廳,在廁所的鐵花爬滿萬年青和崢嶸的須根垂下,床鋪,雜沓喧嘩的咖啡店,麥當勞,停停蕩蕩的巴士上到黃昏頂樓陽台,終於讀到最後一章,忽忽濕紅了眼眶,一種莫名情緒的釋放,我抬起頭,看蒲萊山的夕陽,好遼闊,好低沉的霞雲漫漶……這是一本文學之書,用龍應台的說法:為60年前,那一場顛沛流離,用文學燒一炷香。它不是史著,不是論文,是撩撥人心最細的那條絲。詩曰:夢是一條絲,穿越那不可能的相逢。我們藉著《大江大海》穿越戰火,壕溝,波瀾和叢林,回到1949的現場,和它相遇。書中的每一部,都有一個美麗的文學句式,“在這裡,我松開了你的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到“隱忍不言的傷”,文學之筆,寫離亂,荒誕,它需要絲的柔軟和細致,編絲連綴成文,裊繞的文學之香,並不如煙啊。

文學之書?失敗之書?和平之書?

然而,它更是一本“失敗之書”,請讀北島:“我得感謝這些年的漂泊,使我遠離中心,脫離浮躁,讓生命真正沈潛下來。在北歐的漫漫長夜,我一次次陷入絕望,默默禱告,為了此刻也為了來生,為了戰勝內心的軟弱。我在一次採訪中說過:‘漂泊是穿越虛無的沒有終點的旅行。’經歷無邊的虛無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義。”

是啊,如果把文中的“漂泊”,“無邊虛無”換作是“失敗”,失敗者“知道存在有限的意義”,他們幸存活了下來,以另一種姿態面對人生。他追求的是個人的幸福,至於集體大寫的國家,他謹慎著。於是,60年的兩岸分治,在中國和台灣的人,有著截然不同的國家和個人的想像,實踐和信仰。

我在第336頁讀到:“1949年新中國創立以後,有很多很多17、18歲的馬來西亞年輕人——很多高中生,帶著對祖國的熱愛和憧憬,不願意在馬來西亞為英國人服兵役,成群地‘離家出走’,投奔了中國。”“馬來西亞1957年獨立建國,這些當年為了愛另一個‘國’而出走的人,變成了沒有公民身份的人,無法回家。”在1949年那場風雲飄搖的年代,馬來亞的年輕華裔席卷進歷史的渦輪。我想,他們現在是在中國,香港,台灣或回到馬來西亞,手持著“紅登記”,度余生。

龍應台10月24日在北京為她的《目送》而來,她希望大陸讀者能讀到《大江大海》,那是一本“和平之書”,“非戰之書”。文學之書,失敗之書,和平之書都好,我讀到最後,怎麼是一本現代版李密的《吊古戰場文》:“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兇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乃何?”

哦,原來古代的戰亂流離,和龍應台書中描寫的一九四九如此相似,就在眼前,掩卷嘆息啊!


星洲日報/副刊‧作者:楊邦尼‧2009.11.06

Thursday, October 22, 2009

李资政:祖辈“死而后已”拼搏精神 成就今天新加坡

(2009-10-20)

● 何惜薇
李资政说:“我不禁自问100年后的新加坡会是怎么样的?我并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让后代都了解我们精心塑造的这座“大楼”,其实是建在一个特别狭窄却异常深邃的根基上,其结构让大风不容易吹倒。”
老实说,我从来就没想过这件事情。我只专注于把现在要做的事做好。我人生的座右铭是一旦决定做某件事,要么就把它做好,要么就不去做。所以,我决定做的每一件事,都尽量做得最好。后人将如何对我作出评价?人死后,讣闻内容都是由新闻编辑去决定的,他们已经准备好这些讣闻了,而且都是由比你年轻的人去收集资料、去撰写,所以当人们去世后隔天,就有讣闻刊登。如果不这么做,怎么可能来得及?不过,这只是短期的事,一个人的声誉是在死后的二三四十年后,由历史学者及研究生经过对你的生平与事业、所写过的文件及做过的决定进行研究,再来评定你的价值。
——李资政谈最希望后人记得他
哪项功绩及如何评价他
社会阶级的形成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共产主义者当初是以没有阶级的社会开始,他们砍掉了地主和资本家,是真的按照字面斩掉他们的头。但是,如果你到中国,除了有领导人,也有所谓的“太子党”。这些人受过良好教育,有良好的人脉关系,并透过这些关系取得成功。他们也许都是称职的,但是如果他们少了关系,可能永远很难出头。中国是个大国,所以出头是很重要的,否则你就只是13亿人口当中的一个,就只能为人民服务。
——李资政
何惜薇 报道
  新加坡有今天的成就,全靠祖辈与父辈吃苦耐劳,如果时光倒流到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那一年,在舒适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一代未必能为国家作出同样的贡献。
  内阁资政李光耀昨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协会举办的肯特岗部长论坛上针对新加坡要持续发展,年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个问题回答学生时说:“你应该有跟你父亲或祖父相同的价值观和态度。”
  他指出,由于祖辈大多是移民,具备“死而后已”的拼搏精神,使新加坡取得今天的成就。然而,新加坡人现在是在装上冷气机的住家成长,处处是连接到巴士车站的有盖走道,出门甚至不需要带雨伞,自然缺少了先辈的干劲。
  “我目睹孙子的成长过程,那是比我的孩子还舒适的。”
  李资政追述当他担任总理时被分配官邸,一天带孩子到那儿玩耍时,皮球滚下坡,服务人员于是跑了数十公尺去捡球。他与夫人都意识到如果在那里住上五年,孩子会把如此舒适的生活当成理所当然。
  “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许多住在组屋的家长都了解贫穷的滋味,但今天的孩子却不甚了解。不过,大家都能理解如果不同样下工夫,就会回到当年困苦的生活。”
  多年来,他一直难以忘记若干年前看到纽西兰怡人的自然景观时,觉得百年以后或许还会在当地看到同样的景观,不同的可能只是牛羊更多了,但人口依然稀疏。
  “我不禁自问100年后的新加坡会是怎么样的?我并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让后代都了解我们精心塑造的这座“大楼”,其实是建在一个特别狭窄却异常深邃的根基上,其结构让大风不容易吹倒。”
  为此,国家需要有干劲和有前瞻性视野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必须是从一套严密的选拔人才制度中筛选出来的。
  李资政重申了新加坡选拔部长的机制,这不单单是把网撒得更远,从社会各个阶层选贤任能,也是让人选接受心理测试, 从而了解他们的价值观、态度、出身等等,以物色有冲劲、能作出正确判断的人。
  “有些人天生是笃信宗教的,有些是社会阶级观念很重的,一些是在乎经济回报的。因此,人选的形象与条件各异。我们先网罗他们成为国会议员,让他们接受考验,看看他们在深水里是否还能游泳。在两个任期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终于能成为部长,届时我们也就已看出他们的内在特质。”
  李资政认为新加坡选拔部长人选的做法是独一无二的,选出的部长素质并不比其他国家的领袖逊色,但新加坡的人口毕竟不多,要选出最顶尖的精英不是容易的事。
  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生育率又偏低,这意味着再过50年甚至是30年,不少土生土长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其父母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不过,李资政认为若与马来西亚相比,新加坡的情况或许更乐观。他说,再过20年,马来西亚的每个选区都会是以马来人为主的,当地领导人对华人越来越不重视。这么一来,当地华人的人数将逐渐减少,这不只是因为华人的生育率同样在减少,也因为许多能负担得起的华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深造,并决定不再回返马来西亚。
  “我们至少能通过外来移民来填补逐渐减少的人口,移民到马来西亚的人都来自回教国家,它也就越来越倾向回教化。”
  大学生昨晚和李资政的对话,也出现了制订最低工资这个热门议题。尽管多次被询及我国政府为何不实施最低工资,李资政还是不厌其烦地解释应该让市场去决定一份工作的价值,而不是依赖行政手段。他重申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才是帮助贫困人民的上策。
中印两巨头自然增长
将促成世界秩序改变
  李光耀资政指出,即使没有当前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以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巨头的自然增长,长远而言也将促成世界秩序的改变。
  不过,他认为金融风暴所发挥的作用,是将世界秩序出现改变所需的时间缩短了四五年。
  “我不认为像当前这样的危机是改变世界秩序的原动力。即使没有这场危机,世界秩序再过二三十年也会改变。换另一个角度说,世界秩序改变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可能也包括巴西的自然增长。如果俄罗斯继续找到石油,俄罗斯也是原动力之一,不过这个国家从前就是一股重要的世界力量。”
  李资政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达8%以上,而印度也以大约是中国增长步伐的60%的速度增长,比起增长率只有不到3%的美国,世界秩序最终改变在所难免。
  “但是,我不认为美国就此完蛋。它仍是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如果你看以往的纪录,它是最灵活、最有能力并能以新形式重新崛起的国家。”
  他指出美国所拥有的两大优势即展开双壁,广纳来自世界各地人才的文化,以及全国通行的英语环境,这并不是中国能够轻易创造的环境。因此,它的这些优势将依然发挥效用。

李资政:环保意识同人文素质有关

(2009-10-20)
● 周殊钦 报道
  国人经常自我诟病环保意识不足,可是这个问题能透过政府在组屋建造几个方便人们分类丢垃圾的滑槽来解决吗?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究底还得回到新加坡人的人文素质上,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国家,都难以做到环保工作享誉全球的日本人那样。
  李资政昨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协会举办的肯特岗部长论坛上回答学生的问题时指出,以垃圾分类而言,不仅是因我国的组屋建筑结构空间限制,不适合加建多几个垃圾槽,即使是政府不惜成本建了,人们是否真的就会按规矩把不同类别的垃圾丢进不同的垃圾槽中?
  “我们怎么能找出谁丢的瓶子进入哪个槽里去呢?这是无法知道的。难道我们得安装金属探测器,然后说既然是你丢的,你就得被罚款?如果你不能证明,人们一定会说那个瓶子不是他的,而是他的邻居丢的。因为每天得拎一袋瓶子,再乘电梯下楼才能把分类垃圾丢掉,对家庭主妇来说是个额外的工作,我不认为她们会很欢迎这样的做法。”
  他说:“在新加坡,你必须要明确指出说:‘诶,是你!’然后才会有下文。这是个问题。但是在日本,如果政府通过这样的指令,所有的人都会照规矩去做。”
  在李资政看来,即使是提问的学生所说的在环保方面做得比新加坡好的台湾和韩国,也难以同政府说要制定把室内冷气温度控制在摄氏25度以上的条例,全国人民就会立即按照条例去做的日本相比。
  “我去过新加坡驻日本的大使馆,在使馆后方就摆放了三个垃圾桶,那是丢不同类别垃圾的垃圾桶。”
  据李资政透露,政府曾认真考虑改变现有组屋只建一个垃圾槽的建筑结构,而多建几个不同的垃圾槽,以让人们分类丢垃圾,但是从电梯翻新,使电梯停留在每一层楼的工程,有些组屋可能得每户耗资超过十万元来看,多建垃圾槽不仅需要空间,而且建筑成本也必定不菲。
  说到底,环保还是个取决于个人行动的问题,那么对全球将产生深远影响的气候变化课题又如何?世界领导人年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会时,是否能就旨在取代2012年期满的《京都议定书》的新协定讨论出个所以然?
  对此,李资政并不认为气候变化这个在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不断拔河的问题,会在年底的会议上轻易得到解决。
  “除非中国和印度也同意制订某种减少碳排放的目标,美国将不会对一个明确的减排比例作出承诺。不过,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初在竞选时曾把这个课题列为关键课题之一,因此我不相信他可能像前任布什那样,采取中印不加入,美国就不会有任何动作的立场。因为这是欧洲人和美国人民都不能接受的。”
  据李资政分析,中国和印度也可能不会采取过于固执的立场,而是会提出某种灵活的减排目标。所以,人们还是可以期待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可取得一些成果。
  至于一些国家如日本和澳洲,一直想把新加坡提升至《京都议定书》下必须遵守更严格碳排放标准的一级国家,李资政强调新加坡的国情不同,虽然我国的人均碳排放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这都是因为我国所制造的货品大约四分之三是供出口的。
  “这些都是外国人在消费的货品。跨国企业带着耗能的行业来到我国,我们为它们生产,它们出口后却说新加坡造成世界升温。对此,我们将据理力争,并且准备好论据去哥本哈根。在这方面,新加坡不应被视为一个普通的国家。”

Friday, July 24, 2009

大橋媽媽帶著孩子漂洋看世界

為了給孩子最好的教育,一位日本媽媽,隻身帶著兩名分別是11歲和9歲的孩子到馬來西亞來冒險!這當然是冒險――一個全然陌生的學習環境,從找學校、轉學、辦簽證、語言障礙到父親一個人留在日本,一家分隔兩地,若不是堅固的教育理想支撐,這7年來,太多理由可以半途就走回頭路了。

一次的馬來西亞之旅,改變了一個日本家庭遭遇,改變了兩個孩子的成長故事。2000年,在東海岸熱浪島,大橋佳代子決定和孩子們一起離開日本,開始他們的冒險。當時,大兒子一雄11歲,女兒琴繪9歲。

出走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日本的物質生活太好,孩子們都很受保護。在日本的政府小學,作業少、沒競爭,為了怕孩子們有壓力,成績冊上沒分數無排名,只有三個等級:好、不錯、加油。2002年以後,日本教育部更打算落實“開心學習”,降低課程內容難度、簡化教材、減少上課時間。大橋媽媽暗自憂心:“完全沒壓力行嗎?這樣的學習環境適合培養小孩嗎?”

恰好來到馬來西亞度假,發現四季常夏的馬來西亞擁有美麗的大自然,遠離天災,社會發展穩定,而且擁有強大的語言包容力,這對單一文化單一民族的日本人來說,是理想的學習國度。

於是,放下了自己的碩士課程,自己的理想,大橋媽媽得到丈夫的支持後,前來馬來西亞!

7年冒險旅程結集成書

“在日本,大多數孩子都去自己居住的區域指定的學校讀書。一切都是理所當然,不用多去思考和煩惱。但是來了馬來西亞,上甚麼學校?讀甚麼內容?都要自己思考,自己作決定。雖然很辛苦,但我們通過這幾個月,領悟了許許多多。往前走的道路很多,看我們要選擇哪一條。就好像人生有很多十字路讓我們徘徊,但我們一定要相信自己的選擇。”

外柔內剛的大橋佳代子祖籍中國,遠嫁後入籍日本,她堪稱為現代孟母,為了子女三遷學校。她帶孩子們出國唸書,目的是想栽培出“能夠面對困難和挫折的世界公民”,不想培養出溫室小花。

如今大兒子已如願考上台灣大學圖資系,女兒也考上日本東京工藝大學專攻漫畫。大橋媽媽用她的勇氣、忍耐、堅毅和無限的愛,把孩子們送上了夢想的舞台。這時候,不幸因腦癌逝世的孩子們的父親應會在天國微笑。

她決定把這7年的經歷書寫成書,當作是給自己這趟冒險之旅作總結,也當是給孩子們結束一段美好的海外學習旅程最好的賀禮。

或許不是每個媽媽都有機會或經濟條件,帶孩子們出國去“冒險”,但是借助大橋媽媽的故事,我們可以更感恩所處在的這個多元文化環境,善用現成的有利條件,重新思考我們給孩子的教育,或許可為孩子們製造“冒險”!



人生經歷愈多,對小孩是一項財富

記者:當初你考進了東京御茶之水女子大學中文教育研究所,為何可以放下一切,毅然帶著孩子出國唸書?

大橋佳代子:既然上天給了我一個做母親的機會,就是要我享受當母親的過程。我認為在孩子成人前的這20年,好好的培養他們就是我身為母親最重要的事情,比甚麼都重要。我覺得是很幸福的事,一點也沒有覺得犧牲,一切都值得。最重要的還是,你希望自己的小孩將來是個甚麼樣的人?

記者:我也很好奇,你希望小孩將來是個怎樣的人?

大橋佳代子:日本的物質生活太好,小孩都過著蜜糖般的生活,父母都過度地保護自己的孩子,孩子們受不了挫折。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成為很堅強的人,即使把他們扔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他們都會生活得非常幸福的一個人。

我也希望他們身心健康,不是一個精神脆弱的人。那麼要怎樣達到這個目的呢?就是要讓他們去受挫折、受磨練、吃苦,在挫折中變堅強。我相信,人生經歷愈多,對小孩而言就是一個財富。看得愈多,他們就愈能找到自己。

記者:為何是馬來西亞?

大橋佳代子:可以說是一個偶然的旅行,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這個島國很排外,馬來西亞則是三大種族生活在一起,語言是這麼的豐富,我認為小孩如果能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那麼他們將來會成為心胸非常開闊的人。

記者:當初決定時,孩子們都還小,他們能理解嗎?願意來嗎?

大橋佳代子:不完全理解,當時哥哥不太願意來,他是個戀家型男生,一直都是,不太願意生活有甚麼大改變。妹妹則相反,對所有新奇事物都願意嘗試,而且適應能力很強,一聽說要來就很興奮很興奮。當時是告訴他們要來這裡兩年,先把英文學了再說。

終於找到理想學校了

記者:他們的第一所學校是哪一所?

大橋佳代子:馬來西亞有不少國際學校,但是學費都很貴,美式的一年學費要120萬日元以上,英式的也要100萬日元,那實在超出預算。最後我們決定去上一間叫M的國際學校,結果孩子入學了才發現有點貨不對辦,有點被騙的感覺,可說是個失敗。

記者:後來就轉學了嗎?

大橋佳代子:後來選了Garden國際學校,學費很貴但學習氣氛很好。小孩一看就喜歡上了,但是真的很貴,當時心裡就盤算,先讓他們在這裡學英文一年再說。這是間很開放的學校,但我心裡還是覺得有點不踏實。我不希望孩子們死讀書,但也不喜歡一所從頭到尾都在玩的學校,而且學校有一半的時間都在放假,學費又不停的漲!當時有點想,不如就回日本了。

記者:那是甚麼原因讓你們決定再留下來?

大橋佳代子:先生和朋友都勸說,要是就這樣回去,這兩年學的英文可能就白費了,一失去了語言環境,小孩可能很快就會忘記了。那也是很偶然的機會下知道了有一所“吉隆坡台北學校”,當時孩子一句中文都不會,心想孩子是時候學中文了,我一去看學校就非常喜歡,但是也只是我喜歡,特別是女兒,一直想要留在Garden,一想到要離開朋友就很傷心。倒是兒子向來很懂事,常為父母著想,他勸妹妹說這是所新學校,媽媽說經濟上ok那我們就去。

記者:這次總算找到了理想的學校了嗎?

大橋佳代子:是的,終於找到了,孩子們也漸漸愛上了這所新學校,就像漂在海上的小船終於找到岸了。這所學校最大的特點就是小班制,最多20人,有一班才8個。老師對每個學生的特點都掌握得非常好,而且跟學生像朋友一樣,可以為學生全心全意的付出。校園裡的氣氛就像溫馨的大家庭,父母會非常放心。

記者:台灣的學校肯錄取日本學生?

大橋佳代子:父母之中有一個是外國人就可以。

我能夠做的,就是帶他們去看世界!

記者:能不能總結這8年的海外學習之旅?

大橋佳代子:眼睛看得到的,是一個18歲的日本小孩能讀寫說流利的日文、英文和中文,這在日本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心裡清楚,孩子們得到的,是心靈的成長,遠遠比表面看得到的3種語言更多!

我的女兒,在考大學面試時,教授問她:“這麼多年,你在國外最大的感受是甚麼?”她回答教授說:“當我遇到挫折時,我會想:前面的路還有很多,我們能選擇的不僅僅只有一條!”我非常感動,覺得自己的目標已經達到了!兒子也一樣,他在畢業時給我寫的信,他認為他的經歷是一生的財富,我讀了淚流滿面。

我沒有想要孩子成為怎樣的專家,考上甚麼名牌大學,成績有多好,從來沒有。父母能夠做的,就是帶他們去看世界!

日本人向來有種優越感,覺得身為日本人很了不起。我不希望他們變成這樣的人,認為人種有差別。我希望他們走出日本,知道人人都是平等的,要有一個非常寬懷的心胸。

我要他們得到的,是我的教育理想,把他們教育成一種遇到任何挫折,永遠懂得承擔與面對再轉化的人生態度。

做為一個平凡的媽媽,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採.訪.手.記

一本令人感動的書

出書,是原名徐琴的大橋佳代子追逐童年的作家夢想,打從第一天來到馬來西亞,她就開始每天寫日記,把孩子們在學校,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

這本已在大眾書局上架的新書,是她在馬來西亞的日《星洲日報》刊上連載(以日語發表)的專欄作品的重寫版。

當我讀到遠流出版公司行銷業務部的李婉婷說:“這是讓我光看初稿就非常感動的書。”就沖著去採訪這位人在吉隆坡的大橋媽媽。大橋媽媽很貼心,從電腦檔案夾裡把“新書”打印了出來,捧著厚厚一疊138頁A4紙閱讀,感覺很溫暖。

在教育子女的路上,要把愛付緒行動並不容易。

只是再大的困難,只要心中有給孩子滿滿的愛,一切便能跨越。這本新書,的確是一本很容易就會讓媽媽們感動的書,一本讓媽媽們在教育子女路上找到新的啟發的書!

18歲的女兒琴繪說:

“當我遇到挫折時,我會想:前面的路還有很多,我們能選擇的不僅僅只有一條!”

20歲的兒子一雄給媽媽的信:

“……從小的時候我們就跟隨你。決定來馬來西亞的人也是你,當時我們都在反對。但現在想起來,我覺得這個選擇並沒有錯。

上高中之後,一直認為我是個沒有一技之長的人。但是在6月,我發現我可以用日文、英文和中文。可能是因為這三種語言已經很習慣的用在平時的生活上,對我來說已經不認為這是甚麼了不起的事。

我肯定的說,如果當時我們留在日本,我不可能像現在一樣在日常生活中用日語以外的語言,更不可能有外國人的老師和朋友,對走在國際化路線的現代來說,這些將會是永久的財產。

……我有很多感想,但我最想跟你說的是:‘謝謝媽媽!’”

星洲日報/新教育‧報導:許雪翠‧2009.07.21

Thursday, July 23, 2009

評論:蘇俊輝‧尊重科學才是關鍵

2009-07-16 21:20
英語教數理課題鬧得甚囂塵上之際,讓我聯想起早些時候在荷蘭國際電台網頁上讀到的一則消息:基於英語在荷蘭各大學內越來越廣泛地得到運用,一些教授已聯名呼吁荷蘭科教文化部採取措施,以保障荷語在大學校園的地位。

發達國家如荷蘭也無法抵擋英語作為世界語言所造成的衝擊,足以證明英語的強勢,特別是在學術研究方面。掌握英語,固然能夠更快且更直接地接觸到最新知識,但是,以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能否成為先進的科技強國,英語水平絕對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這點毋需費言贅述。

荷蘭國民普遍上都可說得一口流利英語,能夠迅速地在英語學術界中吸收最新知識,但是,如果荷蘭教育體系不曾貫徹嚴謹的學術精神,不曾落實重視科研的態度,又或者被政治勢力滲透,搞得亂七八糟、一塌糊塗,縱使掌握了英語能力,又怎可能成為先進國?

許多人經常以日本、德國、法國、俄羅斯等擁有尖端科技的國家為例,說明了非英語教育體系也一樣能夠栽培出傑出的科學家。不過,我認為,與其一味地強調英語教育並非達致科技強國的萬靈丹,這些國家頂尖的科技水平,其實凸顯了另一個更重要的取決因素:對科研的重視以及對學術的尊重。

把政治勢力排除在外,這些國家早已建立了完善的教育體系,不但能夠迅速地吸收和接納來自英語系國家的科技知識,同時,它們自身更是科技出口國,不斷推出嶄新的科研成果。英語系國家甚至還要從法語、德語或日語進行翻譯,學習這些國家的新科技知識。

所以,一味地將英語水平同科技發達程度劃上等號,是非常膚淺的看法。在一個政棍橫行的社會中,教育被政治化,學術也被政治化,不思長進的政客只會爭權奪利,而人民普遍上又只喜歡吃喝玩樂,或在芝麻綠豆的小事上兜圈子,絲毫沒有進取的科學精神。這樣的社會也妄想成為科技強國?繼續做夢吧!

星洲日報/六日譚‧作者:蘇俊輝‧政經研究員‧言論不代表本站立場‧2009.07.16

厄運降臨‧凱利古堡‧無法完成的夢想

那或許是一個離鄉背井的年輕人為着在這個椰影婆娑的國度里對故鄉的絲絲思念之情,抑或是出於對愛妻的深切之情,又或許就純粹是為了一個夢想中的豪華城堡,威廉‧凱利‧史密夫策劃筑建這一座古堡——凱利古堡(Kellie's Castle)。

混合著伊斯蘭建筑風格的歐式古堡——凱利古堡。


就當時來看,這座古堡的設計及裡頭種種的設備,都是超乎當時人們所能想像的,如果,這座古堡得以成功建成,那將會是一座宏偉壯觀且富麗堂皇的古堡別墅。

然而,命運總是愛捉弄人,這樣一個富豪的美麗夢想,卻在工程進行中遭遇種種厄運,到最後,連主人也不幸逝世,而未完成的夢想古堡,最終落的一個無疾而終的悲慘結局。

未完成的古堡,從此不時傳出詭異的故事,而古堡背後種種的離奇故事,也為它增添了不少傳奇色彩,引人入勝。

未完成的古堡,未完成的夢......




19世紀末......

19世紀末,威廉‧凱利‧史密夫離開了家鄉蘇格蘭,遠渡重洋來到馬來亞謀生。當時,他遇上了承辦幾項修建霹靂南部大道的政府工程的商人,阿爾瑪‧杯客(Alma Baker),威廉接受了阿爾瑪的邀請,跟他合作。這幾項工程給他帶來了一筆可觀的財富。

他用這筆錢買下了一片約有900英畝闊的森林,然後開辟成園地,種上橡膠樹。此地變成了他的農園和莊園。

當時的橡膠價格飆升,相當值錢,威廉馬上致富,成為了橡膠大亨。

他於1901年建了他的第一間宅邸,五年過後,在他的愛子安東尼出世過後,他開始斥巨資著手興建凱利古堡。

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從其未完成的格局來看,建築物的設施設備包括馬廄、升降梯、天台網球場、地下酒窖和密道等等,預測需要歷時10年來完成。當時,升降機還是一個人們無法想像的東西,如果古堡建成,那這將會是馬來亞的第一架!


厄運冷不防地降臨了......

威廉聘請了很多印度勞工來興建古堡。但,就當一切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厄運卻冷不防地降臨了......

20年代初,在建筑工程進行到一半時,建筑城堡的工人們突然染上怪病紛紛倒下。而這怪病,應該就是當時襲擊全球的“西班牙流感”。工人們患病不久後便一個個離世。

建筑工頭於是緊急建議興建一座馬里安曼女神神廟,祈求女神寬恕和庇佑這莊園裡的人們。威廉同意了,印度工人們馬上積極地動工,在極短的時間內便建成了安曼女神廟。神廟就建在距離古堡1500米的一處平地上。

而費疑猜的是在神廟里,威廉的雕像也被列在眾神像之間,也許是出自於人們對威廉的愛戴?又或者是威廉希望能在這裡看守著他終其一生都無法完成的古堡夢吧?

說也奇怪,據說神廟建好後,一切恢復平靜。工人們又開始投入建筑工程。

這,是否意味著厄運已經遠離了?


事實上,厄運之鬼並沒有走開......

1926年,威廉帶同女兒到英國去探望他已經回國的太太和兒子。

過後,威廉去了葡萄牙的里斯本一趟,目的是去採購用於古堡內的升降機,也有傳說是為了簽署一份土地屬權書。

也許離開了安曼女神的眷顧範圍,厄運尋找到機會,再一次盯上了威廉。威廉在葡萄牙染上肺炎,客死異鄉。終其一生,再也回不到馬來亞,永遠也看不到他那未完成的宏偉古堡了......

如果,當時威廉沒有被病魔纏上,這座耗費龐大資金,用盡心思設計的富麗堂皇的古堡,將會大馬史上前所未有的戰前建筑物。




關於凱利古堡的各種不一樣的傳說......

關於印度廟的興建

有人說,威廉建印度神廟,是為了答謝神恩賜予麟兒。據說威廉極其渴望擁有一個兒子,以期日後可以繼承他的鴻圖大業。有點迷信的威廉因聽了當地印度人的建議向印度神誠心求子。不料,他的太太不久後就懷孕了並產下兒子安東尼。所以,威廉便興建神廟答謝神恩。

地下通道

這座百年古堡底下層有4個秘密通道,其中3個已被找到,即通往約500米外的印度神廟處、直通大門房車停放棚及另一通向東方的道路方向。向東方的另一條通道,迄今仍未被發現。

傳說,這個秘密隧道是共產黨靈魂人物陳平,在50、60年代馬共鬥爭盛期出入的“老鼠洞”。另有傳言指說,這個神秘的地道曾是第2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蝗軍充當屠殺的刑場,許多無辜的人在這裡被傷害死亡。


百年后的今天......

百年後的今日,這座混合著伊斯蘭建筑風格的歐式古堡,仍舊巍然屹立在山崗上,經過刷新和修飾,成了旅遊景點。遠處的神廟依然還在那裡,默默守衛著來不及完成的古堡。

午后的陽光,照射入昏暗的古堡內。




現在,緩緩走在這座歷史逾一個世紀的戰前建築物,你可以看到主人為這座城堡所費的心思:主人房墻上鬼斧神工雕琢的畫和鳥語花香的美麗圖案,面向大路的房間及一牆之隔的小主人房,窗框兩旁皆刻有堡主凱利一家4口的石雕人頭像,還有象徵吉祥的牛及獅子頭,栩栩如生。

如果,當時威廉沒有被病魔纏上,這座耗費龐大資金,用盡心思設計的富麗堂皇的古堡,將會大馬史上前所未有的戰前建筑物。

泛著濃濃傳奇味道,淡淡的無奈凄涼意,還有森森的詭異氛圍,威廉‧凱利‧史密夫的古堡夢雖然已變成了來不及完成的遺願,可是,一直到今天,他的故事還為人們津津樂道,還有無數人前來探訪這一座他親手籌建的美麗古堡,也不足為憾矣。

藍天白云綠草坪,還有一座未完成的古堡......




有人說,走在一樓的長長走廊上時,會感受到一股目光遠遠盯視......






星洲互動‧2009.07.21

楊邦尼‧校園不是停車場

寬柔中學古來分校校門外,長長的車隊並排停放學生的私家車近百部很壯闊,最近遭人“放風”。17、18歲剛考到駕照的學子們迫不及待的開車上學,令那些擠沙丁魚乘校車的學生心生羨慕,一方面是汽車的普及,二方面突現家庭經濟的闊裕。

輪胎泄氣,氣煞學生和家長。學生在網路上疾呼校方正視學生校外停車問題,允學生轎車開進校園停放,其理由:校園這麼大,停放學生車輛綽綽有餘,且舉證南方學院的學生可以直接把車開進校園上課。建議校方可徵收停車費,又可保障汽車安全云云。

中學生開車上學,校園停車問題,是一場可以思辨的課題。學生網路上列舉的理由“言之鑿鑿”,在我讀來“天真爛漫”。抱歉,我親愛的學生們,我想對你們說的是:校園不是停車場,急馳的馬路,校園的主人是老師和學生,不是汽車。

讓我們讀一讀台灣大學校園內的交通規劃:台大學生3萬人,55%以腳踏車做為校園活動的交通工具;45%是步行為主。如果允准大量汽車進入校園,校園景觀肯定受破壞(我沒法想像椰林大道上停滿學生的“豪車”,而不是漫步的學生和情侶),環境品質下降。這是人本交通的理念,校園道路空間優先分配給行人,腳踏車活動等使用,昔日車流穿行的舟山路改為徒步區,減少汽車進入校園,至於電單車,嚴禁駛入。

讀到這裡,同學們,台大校總區佔地113公頃,是古來分校的好幾倍,我從宿舍到教室上課至少要走20分鐘。汽車看見行人是要“讓路”的,我們看見汽車開進校園是“哼”的一聲,拜託,請把車子停在校外!

我們躺臥在草地上,不想呼吸汽車排放的廢氣啊,聽見花樹間的蟲鳴鳥叫和傅鐘的鐺鐺聲,不要聽轟隆的汽笛引擎啊。

台大如此,廣袤如北大、劍橋、哈佛的校園亦如此,面積不大的中、小學的校園更是如此,因為校園的主體是人,不是車。

星洲日報/六日譚‧作者:楊邦尼‧文字工作者‧言論不代表本站立場‧2009.07.20

Monday, July 13, 2009

牛棚读书记: 食具不宜 珍贵

●梁文道,(牛棚书院院长)香港资深传媒人及文化评论人,十多年来他写过政治、文学、艺术、书评及乐评。


日本料理讲究季节,不只食材要依照时序,不时不食,连盘饰和食具也要反映季节的变化。比如说秋天的烧鱼最好就能配一枚干枯的叶脉,而贝壳形的小盘就最适合春天的鱼获了。如果一个厨师弄错了节气,在盛暑用上了不当时的花朵不合宜的碗盘,那就说明他还没掌握到料理艺术的魂魄。


由于日本料理必须配合时节的变化,又要分食上菜,一人一份,所以一家店要准备的碗盘数目自然不少。于是问题就来了,那就是店家使用的食具应该好到什么程度呢?一家用心的餐厅是不是该不计成本,想尽办法搜罗北大路鲁山人和田庄司的陶艺,好用来奉客呢?那又未必。

如今说起日本工艺,一般人想起的大概是个戴眼镜的老匠人佝偻身子,就着灯火,手上一把锉刀对准木头死命来回地磨削,克勤克劳地守住传了三代的百年祖业;而做出来的东西不止价昂,并且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可是,日本并不从来都是这样子的。明治维新之后,受到现代工业影响,许多传统手工艺也曾被人弃之如敝屣,也曾被认为是不可与“纯美术”( Fine Art)相提并论的下等匠活。直到20世纪初叶,柳宗悦大力倡导“民艺运动”,传统的手工艺品和民间的工匠艺人才渐渐得到日本人的重新肯定。

在日用品层面下功夫

柳宗悦的理论和现代设计风尚的想法很接近,他认为要让生活充满美感就不能光是教育大家看画听音乐,还得在日用品的层面下功夫。即使一个人再有美学修养,但是平常使用的却都是粗陋的大规模工业制品的话,他就还不算真正懂得美。只有把每日的起居作息彻底包围在美好的用具之中,一个人的生命才能被美感浸润。所以吃饭用的筷子、碗盘、茶杯和酒壶都不可以随便苟且,既然饮食是生命之本,那么食具当然也就是生活美的重要根源了。

可是柳宗悦又和今天满街跑的设计名家不同,他不喜欢强调个人风格的作品,更不喜欢署上作者大名的东西,他根本就反对西方的“作品”概念。在他看来,现代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太重表现自我,太拿自己当回事,反而因此丧失了“自由”。相反地,好工匠则不勉强自己创新,甚至也不想表达什么,他只是一个碗一个碗地烧,一块布一块布地织,完全把“创作”当成劳动,把“作品”当成实用的器具。由于“无我”,由于没有自我的意识,这么日日夜夜做出来的东西才会因为日积月累的熟练技巧而达至最完美最自然的境界;所谓“创意”,反而会在这种最不显眼的日常劳动自然流露,如行云如流水,毫不勉强,浑然天成。

按照这位日本现代工艺学之父的意见,一家餐馆当然要注重食具视觉上的怡人触觉上的可亲,但又不至于刻意到一切用品尽皆名作的地步。因为最“艺术”最名贵的陶瓷根本就失去了物用的日常美感,而最珍稀最罕见的古董则早已结束了它作为用具的生命,只适合供在玻璃柜子让人欣赏。有些顶级日本料亭会标榜一个酒壶的年岁,一个陶盘的身世,在柳宗悦看来,这就叫做走火入魔。对这些东西,只会叫食客心惊胆跳,又哪里还有体会自然美感的悠然心情呢?除非店家和客人都有平常心,不把它当回事,更不以物役人,打烂了就打烂了,这才配得上使用名作名器。

2009/07/10 南洋商报

Friday, June 26, 2009

溫暖的教養

英國是個書香社會。這麼說是沒錯的。

看書的人,不見得一定看古典名著,也不見得要看文學名著。

在這裡,小孩上學,學校的首要任務是培養小孩的閱讀興趣。當然,學校也重視培養孩子的社交能力。

在小孩十幾年的求學生涯裡,老師先是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逐漸地培養孩子的閱讀能力。

從幼兒園開始,我的兒子每週都會從學校帶故事書回家。家長的責任是陪孩子讀故事書,先讀給他們聽,讓他們從聽故事開始,從繽紛的圖畫裡獲得快樂。希望孩子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之下,會愛看書,從書中尋找樂趣。

有好幾次,兒子在幼兒園裡撕破了幾本故事書,放學時老師將這些書交給孩子,交待他必須回家把撕破的書補好。

我頻頻道歉。老師說沒關係,幼童撕破書很正常,書不必賠,只要多告訴小朋友要珍惜書本。小孩要自己把書補好,第二天回學校向老師道歉。

我的兒子在小學的前兩年裡,每週都會帶幾本很淺白的圖畫書回家。這裡的童書很豐富,寫得好玩,有童真,以孩子的世界為中心。

這些書本,以趣味為主,圖畫誘人,文字淺白。書本還以顏色區分。每一個顏色代表某一級的閱讀能力。有一次,兒子很興奮地告訴我:我現在甚麼書都可以看了,因為我已經升到了星星組。原來,他已經把黃色、紅色、紫色等級的童書都看完了,現在有能力看小說,不再需要依賴故事繪本。

這種能力區分,是鼓勵孩子閱讀的一個很好的方法。那麼有系統的培養閱讀能力,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孩子每次登上閱讀的另一層樓,老師便寫下勉勵語、送貼紙。從小喜愛看書的小孩,長大了,也許就會獨立去尋訪知識。在閱讀的汪洋裡,孩子們可以自由徜徉。

如果沒故事聽

我的兒子從學校裡帶回來的書,有各種各類的,有笑話書、圖畫書、詩歌、鬼怪故事、知識類的書、食譜、遊戲書、培養品德的書、學校生活的書、安全生活的書、科幻書等等。其中我兒子最喜歡的,是寫得淺白易讀的一些很無厘頭的童書。這些書裡找不到甚麼道德教訓,只是讀了讓他發笑。書看得多了,孩子也自然喜歡提起筆來寫故事。

在英國,如果某個小孩在臨睡前沒有人讀故事書給他聽,這樣的小孩,人家會感到同情,因為,一個沒有機會聽故事的孩子,在英國人眼裡,是個缺乏溫暖的孩子。讀故事或說故事給孩子聽,在英國人眼裡,簡直就是家長的天職,和給孩子衣食住行一樣重要。

多年前的一個經驗,讓我深深明白英國人讀故事給孩子聽的真諦。

5年前,我因為兒子住院,必須在醫院裡住院陪同。一天夜里,因為病房床位有限,一個十多歲的少男也住進了幼兒病房裡。少年人和我兒子的病床就只由一層薄薄的布簾隔開。那天晚上,外頭下著雨,我聽見隔壁這個少年人的爸爸,就坐在孩子病床旁邊,在暗黃的燈光下,輕聲地讀著一段小說給孩子聽,大概讀了20分鍾。

故事讀完後,爸爸和孩子道別,離開病房。

那是晚上十點多,孩子的爸爸在經過我們的床位時,我瞧見他的身軀是如此地疲憊。

這一幕,讓我深深感動。

這個孩子已經十多歲了,可是爸爸仍然讀故事給他聽。這是很多英國家庭的縮影,雖然孩子長大了,自己會看書了,但是臨睡前,父母還是會陪陪孩子,讀段故事,讓孩子在熟悉的聲音裡定下心來,準備安睡。

讀故事是親子關係的一部份

在我家裡,如果孩子不乖,我們可以這麼威脅他:如果你不聽話,今天晚上少讀一個故事給你聽。這個孩子在故事的氛圍里成長,這樣的威脅比苛責還有威力。臨睡前沒故事聽,或少聽一個故事,就好像生日會上沒有巧克力一樣,多不舒服。還好,這個家教還經常奏效。

星洲日報/副刊‧文:張玉雲‧2009.06.25

巴生河與兩座城市的故事(3之3):被污染的河流在哭泣‧被背棄的城市在喘息

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一段傳奇,那是特殊的歷史與環境,才能造就一座城市的身世,賦予她清晰的面貌。吉隆坡,我們的首都,從一個泥濘河口,化身為一個大都會,本身就是一個傳奇。我們缺乏的,或許是一個像帕慕克的作家,以書寫伊斯坦堡為命題,刻畫出那座古老城市的憂傷與深沉,讓世人感受到一座城市的靈魂所在。又或者,我們缺乏了好萊塢的製作,將吉隆坡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的歷史,史詩式呈現在銀幕上。

不管我們用甚麼手法講述吉隆坡,她的開場,恐怕一定得從巴生河說起。


由於我只能坐船到沙亞南,而不是效仿前人那樣從巴生河口直接到吉隆坡,於是,後半段的河道,我只好根據不全的記載來想象。

由於河流彎彎曲曲,所以無法以高速公路的概念來計算航程。我問開船的占比里,根據他的經驗,若把船開到吉隆坡要花多少時間。他回答我說:“我從來沒駕船去那麼遠。現在這一段我也是第一次來。”雖然如此,他還是估算了一下,並說:“至少要一個半小時吧。”

“那你對開發水上交通的看法如何?你覺得可行性高嗎?”我接著再問他。

占比里一面專注握住方向盤,一面回答我的提問:“是可以的,不過首先要把河流弄干凈吧!”這是巴生河的致命傷,要發展,就非得整治不可。

坐在摩托船上的我,腦海里卻想象著百多年前人們劃槳逆流而上的情景。那時候,河流也許未必清澈,但絕對不會發出異味。兩岸叢林茂密,偶爾經過一些部落,原住民在岸邊生活,汲取巴生河的河水洗衣做飯。出行的人,必然帶著食物上船,因為這趟行程得花上3、4天的時間,而沿途想必沒有可供人們用餐的地方。

沉默的見證者

蜿蜒的河流,會有鱷魚出沒,但還算安全,可是如果遇上雨季,就會阻礙船只前進的速度了。白天,太陽必然猛烈,劃槳的船夫肯定汗流浹背。晚上也許會在岸邊扎營,與森林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到底不太安全,就算沒有猛獸,蚊子的叮咬,也隨時讓人感染疾病,甚至導致死亡。

1天、2天、3天,苦悶的行程想不到有任何娛樂,直到人們看見了現在的甘榜雅達(Kampung Attap),發現了村莊,才興奮起來,因為再過不久,小船就會抵達巴生河與鵝嘜河的交匯點,那就是目的地吉隆坡了。

甘榜雅達就是現今雪蘭莪中華大會堂一帶的地方,那也是吉隆坡最早建立高樓的地段,像1953年建的警察合作社大廈(Bangunan Koperasi Polis)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再往前一點,是15碑Brickfields。Brickfields是吉隆坡的第一個工業區,因印度勞工在空地上晾曬磚頭而得“磚地”的名稱(Brickfields就是磚地的意思)。

這些具有歷史性和劃時代含義的地區,都挨在巴生河邊。這條河,默默地見證了吉隆坡的發展。一如152年前的那個寂靜天,它目睹受雇於拉惹阿都拉的華人勞工來到吉隆坡的起點,接著在安邦發現了錫礦,從此改寫了吉隆坡的命運。吉隆坡的發展潛能,促成了一批又一批的華人前來開礦,而後來更是在第3任甲必丹葉亞來的強力開發與管轄下蓬勃發展,奠定了吉隆坡的經濟基礎,以致英國人後來的干政,再到後來遷移行政區到吉隆坡,逐步規劃了吉隆坡,使得吉隆坡日益興隆和整潔,讓人對她曾經是個沼澤荒野的印象不再。

泥濘口的奇蹟

眾所周知,吉隆坡在馬來文裡面,意指泥濘可口的意思。為了更準確瞭解吉隆坡的名字來源,我們必須從馬來文著手。Kuala Lumpur的“Kuala”,指兩種情形,一是河與海的交界處,二是兩河碰頭的河口(不像Muar,單指即將出海的河口,如麻坡“Muar”就是)。如果我們有機會找到古地圖,我們還會發現,鵝嘜河以前被稱為“Sungai Lumpur”(泥濘河),而吉隆坡之所以叫Kuala Lumpur,結合以上兩點,結果就顯而易見了。

如果說有河的地方就有生活痕跡,那麼路必然也是人走出來的。在英國殖民政府規劃吉隆坡的道路以前,有3條道路呈蜘蛛網狀散射,和英國人擅長的井字形街道規劃很不一樣。這3條道路,分別是安邦路、白沙羅路,以及富都路。這3條主要道路,是勘察錫礦的拓荒者穿越森林走出來的路徑!

有了道路,可以通往礦區,錫礦也可以從礦區運送至河流,之後再順流到巴生出口。早期白沙羅是一個貨運碼頭,“Damansara”(白沙羅)在北方印度語里,就是“山腳下的港口”的意思。那時候,乘客在巴生河與鵝嘜河交匯點上下船,而貨物則被運送到白沙羅。

巴生河未發掘到錫礦以前,一直不是很重要的河流。可是自從有了錫礦,就變得“有價值”了。根據張集強在《英參政時期的吉隆坡》一書裡透露,1876年至1877年間,葉亞來向所有巴生河錫船征收每播荷(Bahra)一元的錫稅。

說起吉隆坡,我們很難不提起葉亞來。作為吉隆坡第3任華人甲必丹,他扮演了開發、建設、投資與管治的角色,也因為他的建設基礎,才讓英國人將雪州政府的行政機關從巴生遷移至吉隆坡來。

參政司瑞天咸在一份報告中曾經這樣表揚葉亞來:“參政制度還沒實施前,這個市鎮(指吉隆坡)曾三度被燒毀,而甲必丹每回都把它重建……他排除萬難,極力維護這個地方的安寧。華人甲必丹也建筑了多條道路,以聯繫吉隆坡及各主要礦區……”(《英參政世紀的吉隆坡》26頁,張集強著)。由此可見,葉亞來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對於吉隆坡的發展建設,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葉亞來也是一個積極的投資者,是吉隆坡的大地主。1880年吉隆坡市中心一帶有147間店屋,而葉亞來一個人就擁有了當中的116間!巴生河東岸吉隆坡市區有2/3的產業屬於他,當中包括大菜場(現在的中央藝術坊)、賭館和妓院。

想來,那時候要在吉隆坡市中心租房子,很大機會就租下了葉亞來名下的房子。信興祥參燕行的老闆錢重正就告知,他於20多年前買下位於中央藝術坊旁的三層樓建筑時,發現這棟樓最早的業主,正是葉亞來!

破敗不已的發源地

錢重正於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在茨廠街一帶打理家族生意和生活,他們家早期是經營參茸批發的。與茨廠街毗鄰的街道,如蘇丹街、指天街、諧街、李孝式路等,都是吉隆坡最早的中心地帶,也是從巴生河岸最早的幾間棚屋發展起來的地區。30多年前,這一帶居住了許多人,不像現在,多數店屋只是租給人做生意,居民都外遷了。幾十年前,錢重正與附近一帶的居民結交朋友,他們有的是咖啡店老闆,有的是旅行社老闆,還有賣眼鏡的、磨剪刀的,甚至賣小鳥的都有。

錢重正習慣在這一帶出沒,當他決定擴充家族生意,要購買自家的店屋時,也決定不遠離這個地區。他選擇了具有“海味街”之稱的Leboh Pudu,經營藥材店,還開了家以補湯為賣點的“靚湯餐廳”。

只是,曾經一度最繁榮與華商集中的市中心,漸漸被涌入的外勞取代,錢重正過去的街坊,也都一個一個搬遷,現在的“海味街”,其實一點也不名符其實。更尷尬的是,這一帶雖然古跡林立,可是沒有受到應有的保護與重視,整個環境顯得破敗、殘舊。另外,由於巴士也多,空氣污染指數比別的地方來得嚴重,交通更是堵塞非常。

站在街道旁,看著古老建筑物斑駁的墻面,我感覺仿佛來到了第3世界國家,而這個地方,如此靠近吉隆坡的源頭,可是景象卻一點也不浪漫。汽車噴出廢氣,失修多時甚至隨時倒塌的店屋,涂抹上奇怪的鮮艷色彩,異常刺眼;幾步路之遙的巴生河,更是為流逝的歷史增添不堪,與週邊的景物齊齊讓人皺眉頭。

巴生河的傳奇不再,巴生已被吉隆坡取代,而吉隆坡邁向國際大都會的當兒,她的起源點,竟然躲在絢麗光彩背後暗自殘喘,感覺猶如被歷史背棄般,這是多麼令人傷感的結局。

星洲日報/副刊‧文:林悅‧2009.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