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設計的文化與環境思考

在大學教建築設計課，大部分時候都是教導學生如何從一片空地建立一棟新的建築物，就算在設計的基地上已有一棟建築物，很多學生都會選擇將該棟建築物“拆掉”（實際上是當它不存在），在原有的土地上再重新設計一棟新建築物。這是當前大學建築教育最典型的教學方式，或許正因為這樣的原因，造成大部分學生在成為建築師後，最擅長的就是拆房子。而我們的社會，對於這樣拆除重建的現象，也經常樂此不疲。

回想起十幾年前在中原大學的開學日，當年的系主任郭肇立教授在建築系館的講堂裡致歡迎詞時，向台下的建築新生們講述一個他親身經歷的有趣故事。在修完碩士學位後，他曾經一度在美國著名建築師Steven Holl的事務所擔任設計師。有一天，建築師請他到一家餐廳吃飯，順便談一談最新的設計案。那是一個在沙地阿拉伯的案子，當郭氏問到該基地的概況時，建築師只是笑笑，拿了一塊餐巾，用筆在餐巾正中間畫了一條橫線，然後在線上寫天，線下面寫地。郭氏不解的再問，建築師這時候才笑說，那是一塊沙漠的土地！

郭教授一講完，全部台下的建築系新生都捧腹大笑。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郭老想要表達的，其實是一個反面訊息，即在設計一棟建築物時，不能僅僅考量建築本身的設計而已，而是要考慮到基地的條件，甚至是考慮到在基地上是否已有建築。郭老要學生們認識的基地觀念，後來在大學的幾年設計課中獲得實踐。不論是哪一位講師帶課，都會要求學生到設計作業的實際基地去考察，從中慢慢的建立起學生對環境的認識。在設計作業中，無可避免的一定要先做好基地模型，然後在基地模上再放上自己設計的建築模型。在討論基地與建築的關係，便已經佔據了整個設計作業的前半段時間。

在大學建築系裡教育學生，培養學生對環境的關懷，以及提高他們對環境的認知是很重要的。但過去的建築系教育裡，所謂的環境，也只是建築範圍以外的事物，並不包括在基地上原有的建築物本身。換句話來說，建築設計始終還是專注於設計新房子，很少有關注到現有房子的問題，以及讓學生有評估建築維修再利用的可能性。

當全世界都在關注維護文化遺產的同時，建築系也必須跟進，除了教育學生設計新房子，也要懂得尊重環境，包括保留所有建造物，利用巧妙的設計手法，讓這些老舊的建築物活化再生。在處理建築與環境的問題時，建築設計者不再局限於技術性的設計操作，而是要學會如何思考，如何利用巧思，在不破壞基地原有文化的前提下，利用創意設計出一些新的東西來。

過去在建築系裡有一種現象，就是設計能力較好的學生，往往都是比較不尊重環境的。這些學生都有非常大膽及創新的頭腦，在設計結果時往往能讓人眼前一亮！然而，在回顧建築與基地的關係時，表現往往差強人意。而有另外一部分的學生，創意少了一點，經常會受到環境的束縛而無法暢快的發揮設計天分，設計的作品中規中矩，卻是對環境因素掌握得最好的人。

事實上，要養成一個兼顧創意，又同時尊重原有環境文化的設計師，是非常不容易的。而這些人，恰好是現今社會中最需要的一群人。保存文化需要新點子，在推動古蹟保存時，必須要有非常強的創意，除了保存古蹟的文化價值，也能同時賦予古蹟一個新的形象，這種新形象，往往就是讓古蹟能夠繼續被維護（生存）下去的原動力。

星洲日報／街巷語絲．張集強．2008.05.25

華教意識與文化抵抗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發展猶如一段文化苦旅，是一個“鐵樹開花”的傳奇。

有學者認為，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從開始到現在，一直伴隨華族的抗爭。華教發展，就是一部華人為爭取母語教育權利不懈抗爭的歷史，是一場轟轟烈烈的“華教運動史”。

亦有人說，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史的啟示，其深層意義，在於它所衍發出來的文化意涵和道德意義。這其中乃因文化在華人社群心中的神聖地位，以及華教領導人物的道德典範。

然而，回顧華教風雨路，“鐵樹開花”不會是偶然；維護華教為什麼要採取抗爭的方式？“文化”為何在華人社群裡佔有“神聖地位”？華教典範又是如何樹立的？

何謂“華教意識”？從內容上看，它是以維護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為基本訴求；從功能上看，它在維護華文教育的同時，亦承載凝聚與整合華社，維護華人民族尊嚴與平等權益，甚而促進馬華社會對母語教育與文化的集體認同；在方式上，它更是一股來自民間的自覺，是自下而上、由華社自主的文化抵抗與民族救亡運動。

華教意識的建構有兩個基本特點：第一、華教意識的建構是在華教的發展中實現，並互為因果推動馬華社會的演化；第二、華教意識歷經一個建構的歷史過程，是一個動態的演化進程。

我們認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之所以維護華文教育，對華教辦學的支持與認同，其華教意識的形成和強化，本身應是一個建構的過程。探索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發展，必須“回到歷史現場”，去理解馬來西亞複雜而動態的歷史背景，以及馬華社會的自覺，它是如何在回應外在挑戰時，進行文化抵抗和文化調適的內在脈絡。

我們知道，早期的東南亞華人移民社會是一個以商人為主導的社會。但，必須意識的是，移民社會的華人並不能光靠“單打獨斗”。海外華人的成功與否，還在於關鍵時刻如何善於操縱文化策略的能力所決定。華人移民社會必須面對馬來土著的既有權益及西方殖民勢力兩面的夾攻，如何凝聚華人社會集體認同的力量，來動員和整合華社，以回應外在的挑戰，就常常成了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最為關注的要務。

而“文化”，尤其是華人文化之賴以延存和傳揚的重要媒介：華文教育，正是凝聚華人社群的一項重要資源。華文教育不僅是一項教育課題，同時也常被視為爭取民族權益，訴求於公平正義的社會群眾運動。這是馬來西亞華教發展一個相當重要的特點，亦是其華教意識建構的重要內涵。

此種帶有“文化抵抗”性質的傳統，早在英國殖民統治馬來亞時期就已經形成。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化民族主義的肇始，陳嘉庚為民族振興而傾家興學的精神，至華人社會群起與英殖民者週旋所展開的文化攻防戰，以及戰後創辦南洋大學帶動了民間華社的群眾性和草根性宣教運動，我們發現，“華教”這華社的公共事業，是為承傳民族文化、凝聚華人族群意識集體認同的有機載體。

然而，60年代華校改制風潮的拔旗易主、四面楚歌，現實之功利，世態之炎涼，華社芸芸眾生對華教前途和命運的支持與認同，事實上，恐非想像中那麼理所當然。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發展，我們之所以稱為“華教運動”，還在於它在華人社會裡被賦予了生命意義和歷史意識。此種對華教認同的意識型態形塑，華社本身的自覺，一方面需要有心人憑其大無畏的精神、崇高的人格典範和實踐，為之宣導、傳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外在客觀環境逼迫使然，並由此激發起自下而上的民間自覺與草根性群眾動員。兩者之間是相互激盪的。

馬來西亞華社辦校興學的熱忱，以“靈魂教育”來看待和維護自己的母語教育，其動力常源自華社憂國憂民、護源保根的憂患意識，同時也要有大無畏的堅毅信念和道德勇氣。

此外，華文教育的發展也不是只圖虛名，呼喊口號，撈取政治資本的工具。發揚母語教育，同時還得務實辦學，提高學生素質，亦是華教發展的重點。

然而，華人社會長期的內耗，至21世紀初已顯露其疲態，民間華社對華教的支持和籌措辦學經費，猶如得長期繳付第二份高昂的所得稅般，沉重至極。再加上華人人口比例下跌，以及全球化及英化浪潮的沖擊，甚至是中國崛起，“中文價值”功利性提高，當馬華原初那種源於“憂患”的華教意識逐漸消解時，今後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發展，路在何方，還須正視。

但，又或許是要等到“全民主權”取代“族群主權”，馬來西亞各族均享有公平權益的時候，華教意識裡的文化抵抗和族群救亡成分才會真正獲得消解？

星洲日報／邊緣評論．安煥然．08／06／2008

不為帝王唱歌 穿過歷史駭浪的好漢

文壇宿將、人權斗士柏楊4月29日凌晨1時12分，因呼吸衰竭病逝台灣新店耕莘醫院，享年89歲。柏老辭世的消息傳出，海內外華人文化界同感悲傷。本刊特選輯名家悼念文章，緬懷柏老精神。

堅持常識價值的人格者（楊照）

80年代柏楊先生開始他的《資治通鑑》白話版大工程時，我是個在大學裡自認為努力研讀史學的學生，也曾花過不少時間念完《資治通鑑》，寫過報告分析司馬光的史學方法與史學立場。白話版《資治通鑑》一出版，我馬上找了書來讀，讀後覺得大失所望。柏楊根本沒有什麼歷史上的創見嘛！他的白話翻譯小心翼翼，卻不見得注意到一些比較麻煩的字句解釋，而且他的評論，不脫一般常識的歷史教訓方向。

那個年代，同時也是個解嚴鬆綁的年代。柏楊因政治理由下獄，他早年用“郭衣洞”本名寫的小說連帶查禁多年，到那個時候終於得以重見天日。我又熱心地將書找來讀了，還是頗感失望。郭衣洞的小說，有50年代清楚的時代氣味，卻沒有強烈的個人風格，更沒有小說技藝上的實驗突破。換句話說，跟他的歷史見解一樣，充滿了可以預見的常識看法。

由於這樣的閱讀經驗，好多年我將對柏楊的印象，分成兩塊。一塊是寫《醜陋的中國人》、批判“醬缸文化”的柏楊，尖銳犀利，既帶點憤世嫉俗的衝動，又具備信手拈來的諷刺言詞幽默。另外一塊，則是早年寫小說的“郭衣洞”和後來翻譯《資治通鑑》的柏楊，相反地有點溫吞有點陳腐，和一般常識牽扯得很近很近。

不必說，我欣賞佩服前一個柏楊，卻疏離後一個柏楊，而且認為理解柏楊最大的問題應該是解釋：為什麼同一個人，會表現出如此不同的兩種人格風格呢？

抱持這樣的困惑，我讀了柏楊先生後來出版的回憶錄。回憶錄還沒讀完，我領悟了自己完全走錯方向問錯問題。我以為斷裂存在的兩個柏楊，其實是再堅實不過的一個整體啊！柏楊徹頭徹尾就是個常識感常識判斷強烈的人，他的常識是非價值概念讓他看到中國文化、現實社會裡那麼多不合理的處境，於是發而為文批判。他的常識態度，在小說在雜文在歷史研究中，一以貫之。

真正的問題反而是：為什麼我在之前會看不到柏楊的“常識一致性”？反覆思考，我明白了。那是因為社會長期離開常識標準那麼遠，一個簡單想要伸張基本常識理性的人，都會變成異議者，被戴上叛逆色彩。柏楊從來不是個叛逆極端的人，他甚至不是個刻薄帶刺的人，從頭到尾只是個堅持溫和常識立場的人。他的異議身分是和社會的錯亂對照對比出來的。

年輕的時候，我們以為特立獨行才能突顯自我成就自我。增加了歲月領悟，我們才回頭理解，很多時候，看似沒有什麼創意光芒的常識，比刻意求新的誇飾，更有力量。而且不管在什麼顛沛流離環境中都不放棄常識判斷立場，往往也比以新奇面貌向社會討取掌聲更艱難。

如此，我才真正懂得了柏楊的著作與柏楊生命的確實位置、確實分量。

我還能為柏老做些甚麼？（李瑞騰）

我又去了華岡新村13號，站在和柏老第一次合影的現場。那背後是于右任送給“紫忱老兄”的標準草書：天無私覆，日月無私照……。時間是1977年，我猶是一位瘦弱的碩士生，而剛從綠島歷劫歸來的柏老，或許是染黑了白髮，竟顯得出奇年輕，笑容燦爛，兩眼炯炯有神，全不像走過死蔭幽谷的慘狀。

30年過去了。我雖來不及參與他前面50餘年的顛沛流離歲月；但後30年，可算是忘年之交吧，包括他再結良緣、10年通鑑以及許許多多人文活動，有時在旁邊看，有時竟也在現場做要緊的事；有人找上他，要做節目，要拍紀錄片，要做專題，他常要我代他說些話，而我總認認真真地準備，他也不忘說謝。

我一點一滴了解他，陪他重返橫貫公路古柏楊部落，陪他走一趟吉隆坡，我感受到了他在掌聲中微帶不安，彷彿正有千百雙眼看他，期待他的關愛甚至協助等等，但他能怎樣？他自己也在衰老中。回首過去，他在蒼茫中趕路，好像前面還非常遙遠。

資治通鑑完成了，28冊的《柏楊全集》也出齊了，幾年間港台兩地舉辦了3場以他為名的國際會議，柏老還有什麼遺願未了嗎？我常想這個問題，但我沒有答案，也不能問他，現在再也不用問了。我覺得柏老留給我們無比珍貴而豐碩的文化資產，小說、雜文、報導文學、古典詩各文類都有，都有特色，都需要我們重新去評估；歷史著述，特別是《柏楊曰》，應成為現代通鑑學。此外，他的流離人生，他所受的政治迫害，可以成為一個個案，去追蹤探討20世紀一個曾不見容於兩岸政權的知識分子，在時空的流轉中，究竟展現了什麼樣的身姿？

在台灣新政權即將接手之際，柏老棄世，這可能是個遺憾，應該讓他健健康康多活幾年，看看新的時代，看看我們是否仍然醜陋！

哭過以後，我會冷靜想想：我還能為柏老做些什麼？

一輩子說真話（陳宛茜）

柏楊一輩子都在說真話。因說真話入獄10年、妻子求去，他無怨無悔；因說真話成為兩岸中國人的偶像，他也從不驕矜。他曾在封筆之作上寫道“不為帝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正是他一生的寫照。

60年代正值台灣政府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際，柏楊卻在報上為文，直指中華文化是“醬缸文化”，中國人是“醜陋的中國人”，給當權者狠狠一巴掌。他自知“每一篇文章刊登時，對無所不在的國民黨特務而言，幾乎都是一記強力震撼”，“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一遇到不公義的事，就像聽到號角的戰馬，忍不住奮蹄長嘶。”

去年金庸來訪，王榮文帶金庸送給柏楊的新書，上山探望柏楊。他問病榻中的柏楊想什麼，柏楊回答：“想為什麼西方民主比東方好？台灣民主比中國好？台灣民主的品質為什麼不好？”後來柏楊以毛筆回信給金庸，試筆時寫下一段話：“我們都是用西方民主的輪胎走東方的‘官場現形記’，不漏氣才怪！”即使在病中，柏楊念茲在茲的還是台灣的民主，說的依然是清醒無比的真話。

柏老雖被視為“台灣的良心”，但晚年卻常有“沒人聽我說話”的感慨。前年9月封筆前，他對寫作熱情不減，卻只有香港《明報》找他寫專欄，曾擲筆長嘆“台灣沒人找我寫文章”。

說來諷刺。就在柏老纏綿病榻、開不了口之際，正逢總統大選；他的出入院，病床上無意識的搖頭、點頭或嘆氣，都被藍綠陣營各自解讀成他們想要的答案。這時候的柏老，最後成為一個被政治粗暴挪用的象徵符號。

如今，柏老或許想告訴大家，不要再利用他的嘴巴說話了。如果你想念柏老，就打開他的著作，好好聽聽他不畏權勢的真話。

封面專題 星洲廣場 2008-05-04 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