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资政：祖辈“死而后已”拼搏精神 成就今天新加坡

（2009-10-20）

● 何惜薇
李资政说：“我不禁自问100年后的新加坡会是怎么样的？我并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让后代都了解我们精心塑造的这座“大楼”，其实是建在一个特别狭窄却异常深邃的根基上，其结构让大风不容易吹倒。”
老实说，我从来就没想过这件事情。我只专注于把现在要做的事做好。我人生的座右铭是一旦决定做某件事，要么就把它做好，要么就不去做。所以，我决定做的每一件事，都尽量做得最好。后人将如何对我作出评价？人死后，讣闻内容都是由新闻编辑去决定的，他们已经准备好这些讣闻了，而且都是由比你年轻的人去收集资料、去撰写，所以当人们去世后隔天，就有讣闻刊登。如果不这么做，怎么可能来得及？不过，这只是短期的事，一个人的声誉是在死后的二三四十年后，由历史学者及研究生经过对你的生平与事业、所写过的文件及做过的决定进行研究，再来评定你的价值。
——李资政谈最希望后人记得他
哪项功绩及如何评价他
社会阶级的形成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共产主义者当初是以没有阶级的社会开始，他们砍掉了地主和资本家，是真的按照字面斩掉他们的头。但是，如果你到中国，除了有领导人，也有所谓的“太子党”。这些人受过良好教育，有良好的人脉关系，并透过这些关系取得成功。他们也许都是称职的，但是如果他们少了关系，可能永远很难出头。中国是个大国，所以出头是很重要的，否则你就只是13亿人口当中的一个，就只能为人民服务。
——李资政
何惜薇　报道
　　新加坡有今天的成就，全靠祖辈与父辈吃苦耐劳，如果时光倒流到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那一年，在舒适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一代未必能为国家作出同样的贡献。
　　内阁资政李光耀昨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协会举办的肯特岗部长论坛上针对新加坡要持续发展，年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个问题回答学生时说：“你应该有跟你父亲或祖父相同的价值观和态度。”
　　他指出，由于祖辈大多是移民，具备“死而后已”的拼搏精神，使新加坡取得今天的成就。然而，新加坡人现在是在装上冷气机的住家成长，处处是连接到巴士车站的有盖走道，出门甚至不需要带雨伞，自然缺少了先辈的干劲。
　　“我目睹孙子的成长过程，那是比我的孩子还舒适的。”
　　李资政追述当他担任总理时被分配官邸，一天带孩子到那儿玩耍时，皮球滚下坡，服务人员于是跑了数十公尺去捡球。他与夫人都意识到如果在那里住上五年，孩子会把如此舒适的生活当成理所当然。
　　“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许多住在组屋的家长都了解贫穷的滋味，但今天的孩子却不甚了解。不过，大家都能理解如果不同样下工夫，就会回到当年困苦的生活。”
　　多年来，他一直难以忘记若干年前看到纽西兰怡人的自然景观时，觉得百年以后或许还会在当地看到同样的景观，不同的可能只是牛羊更多了，但人口依然稀疏。
　　“我不禁自问100年后的新加坡会是怎么样的？我并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让后代都了解我们精心塑造的这座“大楼”，其实是建在一个特别狭窄却异常深邃的根基上，其结构让大风不容易吹倒。”
　　为此，国家需要有干劲和有前瞻性视野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必须是从一套严密的选拔人才制度中筛选出来的。
　　李资政重申了新加坡选拔部长的机制，这不单单是把网撒得更远，从社会各个阶层选贤任能，也是让人选接受心理测试， 从而了解他们的价值观、态度、出身等等，以物色有冲劲、能作出正确判断的人。
　　“有些人天生是笃信宗教的，有些是社会阶级观念很重的，一些是在乎经济回报的。因此，人选的形象与条件各异。我们先网罗他们成为国会议员，让他们接受考验，看看他们在深水里是否还能游泳。在两个任期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终于能成为部长，届时我们也就已看出他们的内在特质。”
　　李资政认为新加坡选拔部长人选的做法是独一无二的，选出的部长素质并不比其他国家的领袖逊色，但新加坡的人口毕竟不多，要选出最顶尖的精英不是容易的事。
　　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生育率又偏低，这意味着再过50年甚至是30年，不少土生土长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其父母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不过，李资政认为若与马来西亚相比，新加坡的情况或许更乐观。他说，再过20年，马来西亚的每个选区都会是以马来人为主的，当地领导人对华人越来越不重视。这么一来，当地华人的人数将逐渐减少，这不只是因为华人的生育率同样在减少，也因为许多能负担得起的华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深造，并决定不再回返马来西亚。
　　“我们至少能通过外来移民来填补逐渐减少的人口，移民到马来西亚的人都来自回教国家，它也就越来越倾向回教化。”
　　大学生昨晚和李资政的对话，也出现了制订最低工资这个热门议题。尽管多次被询及我国政府为何不实施最低工资，李资政还是不厌其烦地解释应该让市场去决定一份工作的价值，而不是依赖行政手段。他重申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才是帮助贫困人民的上策。
中印两巨头自然增长
将促成世界秩序改变
　　李光耀资政指出，即使没有当前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以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巨头的自然增长，长远而言也将促成世界秩序的改变。
　　不过，他认为金融风暴所发挥的作用，是将世界秩序出现改变所需的时间缩短了四五年。
　　“我不认为像当前这样的危机是改变世界秩序的原动力。即使没有这场危机，世界秩序再过二三十年也会改变。换另一个角度说，世界秩序改变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可能也包括巴西的自然增长。如果俄罗斯继续找到石油，俄罗斯也是原动力之一，不过这个国家从前就是一股重要的世界力量。”
　　李资政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达8％以上，而印度也以大约是中国增长步伐的60％的速度增长，比起增长率只有不到3％的美国，世界秩序最终改变在所难免。
　　“但是，我不认为美国就此完蛋。它仍是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如果你看以往的纪录，它是最灵活、最有能力并能以新形式重新崛起的国家。”
　　他指出美国所拥有的两大优势即展开双壁，广纳来自世界各地人才的文化，以及全国通行的英语环境，这并不是中国能够轻易创造的环境。因此，它的这些优势将依然发挥效用。

李资政：环保意识同人文素质有关

（2009-10-20）
● 周殊钦　报道
　　国人经常自我诟病环保意识不足，可是这个问题能透过政府在组屋建造几个方便人们分类丢垃圾的滑槽来解决吗？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究底还得回到新加坡人的人文素质上，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国家，都难以做到环保工作享誉全球的日本人那样。
　　李资政昨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协会举办的肯特岗部长论坛上回答学生的问题时指出，以垃圾分类而言，不仅是因我国的组屋建筑结构空间限制，不适合加建多几个垃圾槽，即使是政府不惜成本建了，人们是否真的就会按规矩把不同类别的垃圾丢进不同的垃圾槽中？
　　“我们怎么能找出谁丢的瓶子进入哪个槽里去呢？这是无法知道的。难道我们得安装金属探测器，然后说既然是你丢的，你就得被罚款？如果你不能证明，人们一定会说那个瓶子不是他的，而是他的邻居丢的。因为每天得拎一袋瓶子，再乘电梯下楼才能把分类垃圾丢掉，对家庭主妇来说是个额外的工作，我不认为她们会很欢迎这样的做法。”
　　他说：“在新加坡，你必须要明确指出说：‘诶，是你！’然后才会有下文。这是个问题。但是在日本，如果政府通过这样的指令，所有的人都会照规矩去做。”
　　在李资政看来，即使是提问的学生所说的在环保方面做得比新加坡好的台湾和韩国，也难以同政府说要制定把室内冷气温度控制在摄氏25度以上的条例，全国人民就会立即按照条例去做的日本相比。
　　“我去过新加坡驻日本的大使馆，在使馆后方就摆放了三个垃圾桶，那是丢不同类别垃圾的垃圾桶。”
　　据李资政透露，政府曾认真考虑改变现有组屋只建一个垃圾槽的建筑结构，而多建几个不同的垃圾槽，以让人们分类丢垃圾，但是从电梯翻新，使电梯停留在每一层楼的工程，有些组屋可能得每户耗资超过十万元来看，多建垃圾槽不仅需要空间，而且建筑成本也必定不菲。
　　说到底，环保还是个取决于个人行动的问题，那么对全球将产生深远影响的气候变化课题又如何？世界领导人年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会时，是否能就旨在取代2012年期满的《京都议定书》的新协定讨论出个所以然？
　　对此，李资政并不认为气候变化这个在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不断拔河的问题，会在年底的会议上轻易得到解决。
　　“除非中国和印度也同意制订某种减少碳排放的目标，美国将不会对一个明确的减排比例作出承诺。不过，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初在竞选时曾把这个课题列为关键课题之一，因此我不相信他可能像前任布什那样，采取中印不加入，美国就不会有任何动作的立场。因为这是欧洲人和美国人民都不能接受的。”
　　据李资政分析，中国和印度也可能不会采取过于固执的立场，而是会提出某种灵活的减排目标。所以，人们还是可以期待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可取得一些成果。
　　至于一些国家如日本和澳洲，一直想把新加坡提升至《京都议定书》下必须遵守更严格碳排放标准的一级国家，李资政强调新加坡的国情不同，虽然我国的人均碳排放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这都是因为我国所制造的货品大约四分之三是供出口的。
　　“这些都是外国人在消费的货品。跨国企业带着耗能的行业来到我国，我们为它们生产，它们出口后却说新加坡造成世界升温。对此，我们将据理力争，并且准备好论据去哥本哈根。在这方面，新加坡不应被视为一个普通的国家。”